问题——园区数量扩张与质量不均并存，资源分散制约产业集聚 开发区是承载产业项目、集聚要素资源的重要平台。近年来，部分地区开发区设立数量增长较快，但也带来功能定位趋同、同质化竞争加剧、财政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等问题。一些园区长期处于全省考核末位——招商成效不突出——基础设施和配套投入反而形成负担；还有园区范围交叉、规划重复，导致土地、资金、审批权限等关键资源被分散，整体效率受到影响。 原因——职能错位与管理链条偏长，叠加区域竞争与要素约束 从治理层面看，部分园区管委会长期承担较多社会事务，精力被行政与民生管理分流，出现“既抓发展又管事务”的状况，专业化招商和企业服务能力因此受限。此外，产业转型与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要素供给趋紧，项目更看重营商环境、产业生态与服务效率。园区若缺乏清晰定位和差异化路径，容易陷入“拼政策、拼铺摊子”的低效竞争，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优势。 影响——通过“动真格”撤并整合，推动资源向优势平台集中 辽宁此轮调整力度较大：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撤销17家省级经济开发区，精简比例达22.8%；加上2025年上半年已撤销的4家，全省省级以上经开区由92家压减至71家，涉及本溪、辽阳等10个市。有关部门明确，将对成长性不足、财政收支压力大、规划重叠以及长期排名靠后的园区实施整合或撤销，旨在减少“低效供给”，把有限资源集中用于培育更具带动力平台。 在机构运行上，改革同步推进“瘦身健体”。最新统计显示，辽宁省级以上经开区平均内设机构数量由改革前的8个压减至7.1个，精简13.3%。职能结构随之优化：聚焦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涉企服务的机构占比提升至83.1%，较改革前提高7.1个百分点。随着非核心事务逐步剥离，园区更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抓项目、强服务、育产业链。 对策——以国家政策为牵引，做实“回归主业+分类培育+考核约束” 开发区改革并非单点动作。中办、国办2023年印发的《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发区要剥离社会管理职能，突出经济功能定位，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辽宁此次优化与上述要求衔接，重点于让园区回到“发展经济”的主职责上。 从各地实践看，资源集中更有利于释放平台效能。例如贵州此前推进涉及的举措，推动开发区基本剥离社会事务，带动规上工业增长并提升对全省工业的贡献度。对照先进做法，辽宁下一步需在三上持续用力：一是分类定位，明确园区主导产业与功能边界，避免“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强”；二是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资金、土地、能耗指标、审批权限等向优势园区、重点产业链集聚，形成“项目—链条—集群”滚动发展；三是强化考核与动态退出，把亩均效益、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科技含量、生态约束等纳入评价，形成能上能下的制度闭环。 前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以更强平台承接产业升级 放眼全国，各类开发区总量已超过2500个，构成支撑区域经济的重要网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32家国家级经开区贡献GDP约16.9万亿元，集聚高新技术企业8.5万家，分别占全国总量18.3%和约四分之一。省级开发区则更多承担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县域经济的功能。四川的省级开发区集聚了全省多数规上工业企业，福建的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营收、外资使用和外贸进出口诸上占比突出。这些案例表明，园区不多，关键在定位清晰、运行高效、产业成链。 对辽宁而言，压减数量只是起点。随着撤并整合落地，资源配置将由“分散投入”转向“精准支持”，更有利于形成若干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现代服务业等方向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平台。若能同步推进市场化招商、专业化运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并与区域协同发展、港口枢纽和科技创新体系深度联动，园区有望在承接产业转移、推动技术改造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发挥更强支撑作用。
开发区改革的关键，是让资源、权力与责任回到发展一线。撤并整合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以产业和效率为导向的制度体系，把有限要素配置到最能产生增量的地方。以更强平台承接更优项目，以更优治理释放更大潜能，辽宁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的探索，说明了以改革破题、以集聚增势的清晰路径，也为区域经济在新一轮竞争中争取主动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