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的江西图馆里，知名学者王国龙对前来听课的创业青年讲了个新鲜论断：咱们革命老区，那可是藏着一本活的“实践创新学”。 说到这里头的逻辑，王国龙把顺序理顺了：它可不是几个零散的事件凑一块儿，而是有个完整的从摸索到成系统的过程。这事得从1921年说起，当时党的一大刚开完，毛泽东同志就在安源给工人发动，办起工人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这就是咱们搞工人运动的起点。 接着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模式，解决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农村的大问题；后来瑞金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试着建设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到了抗日战争，陕甘宁、晋察冀这些根据地创造性地搞出了“三三制”和减租减息；到了解放战争，西柏坡这些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和战略决战指挥，做好了全国执政的准备。 王国龙总结说，从安源工运的细微摸索，一直到西柏坡的全盘计划，咱们这实践创新啊，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当时的具体麻烦。 为了把“实践创新学”的内涵说清楚，王国龙还列出了五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问题导向特别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革命实践里碰到的难题，比如安源工人运动是为了解决工人生存问题；第二是群众当家作主，所有政策都得从群众的需求出发；第三是制度的迭代是系统的，从工人俱乐部到苏维埃政权治理体系都是一环套一环；第四是理论和实践形成了闭环，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第五是锻炼人才特别有效，像肖劲光、杨得志这些开国将帅就是从这儿走出来的。 最后王国龙特别强调了一点：这里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管打仗、管治理的人才。安源培养了早期的革命家，井冈山练出来了游击指挥官，瑞金积累了治国经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涌现出好多军政干部。 很多穷苦农民和放牛娃在战争中学会了打仗的本事，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这种打法。据史料记载啊，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要职的干部里头，超过140人都在中央苏区工作过。 说到对现在的价值呢？王国龙觉得这能给咱们现在的改革创新提供不少方法论的指导。现在咱们搞乡村振兴、搞科技创新遇到的困难跟以前很像：都得从实际出发、靠群众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他呼吁学界多研究研究这门学问，把老祖宗的经验转化成今天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