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作品真伪的学术论争，仍文物研究领域持续升温；上世纪中叶，著名学者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论文，以南京地区出土的东晋墓志拓片为依据，对王羲之《兰亭序》的可靠性提出系统质疑。这篇两万余字的研究文章指出，年代相近的墓志笔迹与传世《兰亭序》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引发对《淳化阁帖》《澄清堂帖》等历代刻本真实性的重新审视。事实上，对《兰亭序》的质疑并非始于当代。清代学者李文田在为端方所藏定武《兰亭》不损本撰写题跋时——提出三重疑点：其一——定武石刻未必出自晋人之手，因其笔意与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同期碑刻风格迥异；其二，现存版本可能非梁代以前原貌，刘孝标注引文献时题目与《世说新语》原文不符，且文字多出四十余字；其三，唐人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删改增补，导致以今律古的偏差。李文田据此断言，文本尚且难以确信，笔迹真伪更无从谈起。清代另一位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则从审美取向提出不同看法。他在《艺舟双楫》中评价《龙藏寺碑》时，暗含对南派书法的整体贬抑，认为若王羲之笔势真如《阁帖》所刻，便难见其雄强之妙。这种以北碑标准衡量南帖的研究视角，为后来的质疑者提供了理论支撑。针对上述质疑，当代学者展开了细致辨析。在题目争议上，研究发现《世说新语》注引《临河序》时篇幅与《金谷诗序》相近，刘孝标改题实属注家常规操作，且唐太宗命冯承素等人摹写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大家均未对题目提出异议，说明题目缺失不足以成为真伪判定的关键依据。关于文本篇幅差异，研究者指出，注家删节前人文集属正常现象，但增添右军文集却无先例可循。从文献学角度看，删节合理而增添无凭，多出的四十余字更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自然变化，而非刻意伪造。在笔迹风格判定上，争议最为激烈。李文田坚持东晋书体应与汉魏隶书相近，但该观点忽视了书法艺术的时代演进。东晋时期行草书体已自成体系，以北碑隶书标准去框定南派行草，并不符合书法史发展脉络。学者康生通过对比研究提出，定武本之所以最接近真迹，恰在于其保留了隶书笔意。他列举多处细节：癸丑的“丑”字扁平带隶，曲水的“水”字仿张黑女志，宇宙的“宇”字似西狭颂，这些特征反而证明王羲之书法尚未完全脱离隶书传统。对于神龙本是否为智永稿本的争论，研究者通过放大镜比对故宫藏本与石刻拓片，发现笔画浓淡分明处可相互印证。米芾虽指出褚遂良摹本改字多率笔为之，但仍称其自运之合，说明唐代摹本虽有差异，整体仍具较高可信度。从历史文献看，唐太宗亲制赞语盛赞王羲之，欧阳询奉敕摹写若非真迹何以形神俱肖。米芾评价褚摹本下真迹一等，却仍认可其勾填之肖，这些记载从侧面印证了唐摹本的可靠性。
《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历史证据、书体演变与文化认知的持续对话。争论推动了学术方法的进步，也提醒人们在面对传统经典时需保持敬畏与理性。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对证据的尊重、对历史语境的理解，始终是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