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秋，我刚从老山前线撤下来，身上带着硝烟味，还挂着一枚二等功勋章。转业安置的时候，我正营职，按政策完全可以进市局机关，甚至财政局这些好单位都给我抛了橄榄枝。安置领导因为我是功臣，把我叫来谈话。我没挑那些看着风光的部门，反而指着地图边缘的第二看守所。领导推了推眼镜问：“你确定？那地方管的是重刑犯，条件差，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敬了个礼，回答得很利落。我当过侦察兵，不怕钻进山沟，在这种环境心里反而安稳。 转业头几年，我在战友圈成了反面教材。在外事科工作的小王穿的确良衬衫，整天坐小轿车进出；去财政局的小陈已经在谈分房和进口家电的事儿。我每天骑大金鹿自行车在山路上颠簸。办公室是阴冷的砖房，对着高墙电网。1988年战友聚会时大家在大饭店喝酒。小王喝多了拍着我肩膀感叹：“爱国啊，你那二等功白立了吧？在鬼地方待着感觉这辈子没希望了。”他看着我手上的老茧说：“哪儿像干部样？”我笑笑没说话。 他们不知道我在看守所的几年没喝酒打牌都在干嘛。我跟着管教民警搞准军事化管理，还把侦察兵那套心理分析用到审讯和感化上。连续三年没出过安全事故，找到不少积压大案的线索突破点。1995年形势变了，社会治安复杂，市里急着要干部充实政法领导岗位。以前机关里享福的战友有的没扛住诱惑出问题了，有的久不办案连刑侦布控都不懂了。 选拔那天市委组织部和省厅一起考察条件很严：要五年基层经验、二等功、艰苦岗位突出表现。系统里找了一圈最厉害的档案是在深山守了十年的傻子李爱国。我从看守所所长升到市公安局副局长。那天任命定下来小王找我。他眼睛里满是落寞：“以前以为你受罪呢，现在才知道你在修护城河。” 我不指望儿子有钱有势只想他懂个道理：人生像种地。机关职位是盆景好看但根没扎土里；基层像荒地累但肯干能穿石缝长成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