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子工具从“辅助”走向“依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卢林结合临床观察指出，部分学校在推进教学信息化时出现偏差：多媒体展示、电子化练习、线上任务被过度使用，一些课堂逐渐呈现“屏幕主导”的倾向。社会层面也有类似担忧：课件频繁切换与即时反馈机制占用了学生动手演算、朗读背诵、板书推演等关键学习时间。工具使用边界不清，容易让学生停留在“看懂了”“做对了”的即时满足中，忽略必要的思考加工和反复训练。 原因——考核导向、便利偏好与路径依赖叠加 电子产品在课堂被“放大使用”，既源于技术带来的便利，也与管理评价方式有关。一上，电子课件、即时测评能提升呈现效率，便于批改统计与过程留痕，常被当作“现代化教学”的直观表现；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在教学督导与评比中对设备使用存在“可视化偏好”，导致“用得多”被误认为“用得好”。同时，作业布置、通知传达、签到打卡等流程持续线上化，也强化了学生对智能终端的依赖，客观上延长屏幕接触时间，并加重家校管理负担。 影响——思维训练被压缩，学习品质可能受损 多位教育与医学界人士指出，学习不只是接收信息，还需要理解、记忆、推理与表达等环节共同作用。课堂如果过度追求“快呈现、快反馈”，往往会挤压学生停下来思考、书写推导、纠错复盘的时间。尤其在语文朗读与写作、数学演算与证明、科学实验与观察等环节，手写、口述、操作等“慢训练”对能力形成不可替代。卢林从神经认知角度强调，青少年认知功能仍在发展，长期依赖“低摩擦”的即时刺激与自动化呈现，可能不利于耐心、专注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若课堂与课外都被屏幕占据，面对面交流、户外运动和纸质阅读深入减少，可能带来学习与健康的叠加风险。 对策——确立“必要适度”边界，完善制度与供给 针对上述问题，代表建议把“必要且适度使用电子产品”落实到校规与教学规范中，形成可执行、可监督的制度安排。 一是明确课堂使用场景与比例边界。对确需借助技术的内容，如微观结构展示、高风险实验模拟、资源共享等予以支持；对可通过板书推导、讨论互动、手写训练完成的内容，减少屏幕替代，增加演算、朗读、当堂练笔与实验操作的比重。 二是优化作业与管理流程。减少以终端为载体的“打卡式任务”，对线上布置、提交、统计建立必要性审查，避免把学生和家长推入“随时在线”的压力循环。 三是强化家校协同与家庭端引导。引导家长对手机、平板等终端实行时长与内容管理，用纸质阅读、体育锻炼、亲子交流等替代过长屏幕时间，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 四是完善评价导向。推动教学评估从“设备展示”转向“学习质量”，将学生阅读量、书写能力、课堂参与度、探究实践等纳入更具价值的指标体系。 前景——技术回归工具属性，教育重在“人”的成长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对校园终端使用作出更严格规范，并重新强调纸质阅读、手写训练与课堂互动。我国也在持续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教育数字化建设。下一步关键在于把握“以人为本”的尺度：既用好技术拓展优质资源、促进教育公平，也避免对工具形成路径依赖，让课堂回到培养思维、塑造人格、提升能力的本质目标上。随着制度进一步细化、学校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家庭教育指导加强，电子产品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定位有望从“越多越好”回到“恰到好处”。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应用与教育本质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卢林代表的建议——既是对教学方式的反思——也是在提醒教育回到培养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初心。这需要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形成合力：拥抱技术进步，同时守住青少年认知发展的节奏与边界。教育的目标不是堆积数据，而是塑造人格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