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福山，得先提烟台，这地方是1861年才开的口子。虽说刚开始那会儿，福山在整个登州府也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县，当地人自己也没觉得有多大本事，连鹿兆甲写县志的时候都忍不住自嘲“弹丸小邑”。可到了1866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山东巡抚阎敬铭特意给朝廷递了折子，把这个没人看得上的七品知县给抬到了要缺的位置上。 要知道这“要缺”可是有讲究的，那是清朝那会儿用来衡量地方官好不好的标尺，得看你手里管的地界冲不冲、繁不繁、累不累、难不难。按照规矩，这分法从雍正年间就开始搞了，《清实录乾隆朝实录》里说得很明白：缺分越短的地方官越值钱。福山以前本来是个中缺或者简缺，但这次能升格为要缺，那绝对是件大事。 为什么要给福山知县升官？原因其实很简单，全是因为烟台开了埠。这地方一开，带动了外贸的发展，《山东省志·海关志》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83.5万两、140万两和216.1万两的一般贸易货物价值，这生意做得红火着呢！钱多了意味着地方经济跟着旺了起来。 不仅生意好了，官也升了。原来住在掖县的登莱青道员因为港口繁荣都搬到烟台办公去了，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人都调过来了。经济和政治地位双提升，阎敬铭自然就顺水推舟地提议把福山知县改成要缺，朝廷也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当时福山的县太爷是浙江归安县的吴恩荣，他是咸丰十一年就来了的老资格。同治五年谕旨下来后，他虽说名义上享受到了要缺待遇，但史书上留了一笔：后来他确实被提拔了。等到同治十二年的时候，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奏报里提他时，头衔已经换成了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 这段往事既说明烟台开埠改变了福山县的命运，也反映了清朝那套官制对地方战略价值的敏感反应。（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