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夯土长城脆弱性叠加人类活动，保护压力长期存。 早春时节，塞北仍寒。大同长城沿线村落里，身着棉服的志愿者沿墙体缓步巡查，查看是否有踩踏、攀爬、取土、刻画等行为，同时记录风化、坍塌等隐患点并及时反馈。大同段长城以夯土墙体为主，抗踩踏、抗震动能力较弱，一旦遭遇集中踩踏或牲畜频繁攀爬，容易出现酥碱、开裂甚至坍塌。随着乡村旅游升温、户外活动增多以及沿线生产生活需求持续存在，遗址保护面临“自然侵蚀+人为扰动”的双重考验。 原因——公众认知不足与保护力量分散，是难点所在。 志愿服务发起人袁建琴回忆，二十多年前她在长城边看到游客为拍照攀爬踩踏，心里“揪得慌”。当时不少人不了解夯土长城的脆弱性，觉得“踩一踩无妨”，而沿线巡护力量有限，靠临时劝阻难以从根本上减少损害。另一上，长城线长点多，涉及多村多户，放牧、耕作、通行等需求客观存在，缺少有效沟通机制时，容易出现“各管一段、难以统筹”的情况。 影响——志愿力量带来治理增量，也带动文化认同。 为把零散热情组织成稳定队伍，2020年，在多方支持下，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成立并逐步壮大，吸纳300余名志愿者，形成定期巡查、现场宣讲、线索上报的工作机制。志愿者既当“巡护员”，也当“宣传员”，用更易理解的方式把保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巡查中，志愿者发现牲畜攀爬对墙体破坏明显。与其简单“禁止”，不如先把共识建立在日常沟通上。协会通过节日慰问、送粽子送衣物等方式拉近与牧民、牛羊倌的距离，用通俗语言解释“夯土长城怕踩、怕冲刷”的原因，并邀请大家共同看护。如今，沿线60多名牛羊倌戴上红袖章，放牧时同步劝阻不文明行为、上报问题线索，长城保护从“外来劝导”逐渐转为“身边守望”。 文化传播也成为保护的“柔性抓手”。从面向公众的长城知识宣讲、研学活动，到非遗剪纸体验、文化沙龙、环保捡拾等公益行动，再到以“长城人家的烟火叙事”为主题的纪实摄影展，志愿者把镜头对准长城脚下的年俗与日常，让更多人理解长城不仅是遗址，也是与乡土生活相连的文化脉络。持续的文化表达增强了公众的情感认同，也为遗址保护争取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对策——以制度为纲、以共治为要，提升保护的可持续性。 长城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业内人士指出，长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要严格落实有关法规要求，也要把基层治理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实践表明，社区参与式保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专业力量不足：一是建立常态化巡护与信息报送机制，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二是把沿线居民、经营主体、牧民等纳入“共同体”，通过协商减少对墙体的直接扰动；三是用持续的公众教育替代“一次性劝阻”，让“不能踩、为何不能踩、如何更好参观”成为基本共识；四是引入更多社会资源，为一线巡护提供必要保障，冬季棉服、照明、通信等物资看似细小，却直接关系到长期巡护能否坚持。 前景——从“志愿守护”走向“多元协同”，让长城保护更有韧性。 在国家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加强长城整体性保护的背景下，大同的探索为夯土长城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把风险防控前移到“日常巡护”，把责任链延伸到“沿线群众”，把传播融入“文化生活”。下一步，当地志愿团队计划完善培训体系，提升隐患识别、文明引导和应急处置能力，并探索与文物部门、学校、文旅企业的协作机制，推动更多人以合规方式亲近、理解并守护长城。随着数字化记录和公众参与渠道优化，长城保护有望形成更精细、更高效的社会共治格局。
长城历经千年风雨，既是历史见证，也映照着当代社会的治理能力与文明程度。守护长城要落到日常，落到每一次劝阻、每一步巡护，靠的不只是情怀，更是共识与机制。当更多普通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使用者变为守护者，长城才能在视野里更长久地屹立，也在一代代人的行动中延续其精神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