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天，项目急缺材料员，我想到了儿时玩伴柱子。这哥们从小没了爹，我家还接济过他。他说自己在外头干过这行，我没多想就推荐给了工头。柱子一来就喊我“陈哥”，天天跟着我跑市场对账，手脚挺利索。我还跟老婆炫耀，说这发小最懂我的脾气。 结果到了秋天算账，发现少了3万多块钱。一查才知道全是柱子捣鬼——他把剩下来的钢筋水泥偷偷卖给废品站，把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打算跑路。 见了我，柱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陈哥啊，我儿子得了白血病，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我看着他，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疼。 那年冬天2018年，城北安置房项目收工早，工头拉着大伙儿去村口小酒馆庆功。大刘平时最能喝，那天却越喝脸色越白。突然“哐当”一声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我们几个吓得魂飞魄散，七手八脚把他抬上车往县医院冲。路上他死死攥着我的手说：“老陈……别喝了……我这身子骨……真扛不住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急性酒精中毒，再晚送半小时人就没了。大刘捡回一条命后再也干不了重活了。 从那以后，不管谁喊我喝酒我都摆手说家里有事不能喝。有人笑话我怂包，我也不生气——见过生死的人都明白命比面子金贵。 现在我还在莒县工地干瓦工，就是再也不随便跟人称兄道弟了。 以前总觉得“兄弟”俩字比啥都重要，酒桌上一拍胸脯啥忙都敢帮；现在？谁要是再一口一个“兄弟”，我心里先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别是又要坑我吧！ 去年冬天碰到大刘，他骑着电动车送女儿上学。 我们俩坐在工地台阶上喝热茶聊家常，谁也没提当年的那顿酒局。 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陈啊，活着就好。” 是啊，活着就好。 我们这些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中年男人哪有资格谈什么“兄弟情长”？能平平安安干完一天活拿工资回家给老婆孩子买件新衣服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至于那些酒桌上的承诺、那些所谓的“义气”，早就变成了我心底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