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文坛中，王世贞以六十四年人生留下五百余卷著作，其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的同步推进，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相较于不少早逝的同代文人，这位高寿的文学家凭借长期写作完成了从摹古到求新的转变，晚年文风亦呈现“峻峭幽深”与“恬澹自然”并存的面貌。细加考察可见，王世贞的突破主要依托三上：首先是对史学传统的转化与运用。其《蔺相如》等篇常被视为取法《战国策》，但文本中也融入《左传》“子鱼论战”的论辩锋芒，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再阐释增强叙事张力。在《弇山堂别集》中，他深入将“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用于本朝史事书写，使部分作品具备“比一代实录”的史料意义。 时代印记则构成第二个重要维度。面对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严嵩专权等现实困局，王世贞在《庚戌始末志》中据实记录俺答劫掠之惨状，在《御虏》中直指边防积弊，《寿戚大将军序》则以文学方式表彰抗倭将领戚继光，开拓了涉及的写作的表达路径。这些作品既延续了杜甫“诗史”的传统，也显出文人介入公共事务的责任感。 其文学主张的自我修正，则折射出明代文坛风气的变化。早年追随李梦阳“文必秦汉”的主张，一度使其文章趋于佶屈聱牙；至晚年，逐渐转向更为“反覆条畅”的苏式文风。这个转向既是个人艺术趋于成熟的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晚明小品文兴起的前奏。
王世贞的古文写作，一端承接先秦两汉的典范传统，一端直面明代中叶的风雨现实。他的贡献在于以深厚学养与史识，将“法古”落实到文章的结构与精神之中；其局限也提示后人：语言若只求古雅而缺少清晰与真切，容易滑向技巧自转。回看这段创作经验，更值得重视的是——文章之“古”不应止于形式的回声，更应成为理解时代、回应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