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猗兰的人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她的经历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她1908年出生，1925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求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党员中颇具代表性的女性知识分子。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北伐推进、国民革命运动高涨，许多进步青年投身其中，彭猗兰也在这股时代潮流中作出了关键选择。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彭猗兰随蔡畅等人来到武汉，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教导员。那年她仅18岁，却要组织和管理180多名女学员。武汉分校设在两湖书院，女生队驻扎于书院东侧，这里也成为培养革命女性的重要阵地。1927年1月，女生队正式开学，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人在此授课，讲授理论与实战经验，帮助学员确立革命理想。女生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从清晨的内务整理到夜间的熄灯纪律，训练贯穿日常，锤炼了彭猗兰和同学们的意志与作风。1927年5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夏斗寅率军进攻武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迅速动员，组成独立师投入战斗。女生队主要承担宣传、救护等后勤任务，彭猗兰与同学们在紧张危险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形势持续恶化，女生队的学习在7月下旬被迫中止。除少数国民党右派学生外，其余学员随后被分配到新的工作任务。彭猗兰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一同前往南昌，参与起义筹备。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前夜，她才得知起义即将发动。周恩来亲自为女战士作动员讲话，鼓励大家投入这场关键战斗。彭猗兰被安排承担救护伤员、运输弹药等工作，在这次重要的武装斗争中尽了自己的力量。起义后，彭猗兰随部队撤离南昌。林伯渠安排她担任会计兼出纳，负责保管起义军经费。她随身携带装有银元的箱子、钞票箱和重要文件，每到一处便请当地可信的农民协助挑运，确保经费与文件安全。这也体现出组织对她的信任与她承担的责任。部队进入广东后，在普宁县流沙召开会议，决定保存起义军余部，继续斗争。彭猗兰随后随部队辗转到上海。1928年，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其间，彭猗兰与胡公冕结婚，1929年生下长子。之后他们前往新加坡，胡公冕在当地任教。1930年，胡公冕担任红军第十三军军长，但因政治原因被捕。1932年4月，胡公冕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狱，彭猗兰一直支持丈夫，撑起家庭，也守住信念。1936年，胡公冕出狱，彭猗兰与丈夫在西安会合。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丈夫回到上海，继续参与党的地下工作，为丈夫的工作提供支持。上海解放后，彭猗兰与胡公冕前往北京，继续从事有关工作。她亲历了从革命战争到建设时期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夺取政权到执政的重大转变。2010年6月，彭猗兰在102岁时去世。她的离世，意味着南昌起义最后一位亲历者也告别了人世，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由此更显稀缺。
从珠江畔的求学到南昌城头的枪声，从白色恐怖下的坚持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继续奉献，彭猗兰用百年人生写下了信仰与担当。当最后一位亲历者离去，历史并未因此沉默，那些被保存下来的文物、档案与口述记录，仍在为后人还原那段岁月，完成新的传承。正如她在晚年采访中所说：“我们当年追求的，就是让后人能生活在不必流血的时代。”这句朴素的话，或许正是对革命者初心最直接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