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随着生成式技术在配送、出行、内容生产等领域加速落地，“技术会带来更轻松生活”的叙事再度升温。但朔尔茨指出，核心矛盾不在于工具是否更先进，而在于平台系统“归谁所有、由谁决定如何运行”。在他看来，自动化更多改变的是劳动的呈现与计量方式，并不必然降低劳动强度，反而可能让外包、碎片化任务以及隐性管理更难被发现与监管。 原因——一是数字平台依赖数据、算法与资本的规模效应，容易形成高度集中的控制结构，劳动者在规则制定与收益分配中的话语权不足。二是长期以来存在一些被默认为“别无选择”的前提：其一，把“大规模”直接等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心化治理”，忽略联邦式、分布式组织在制度设计上的可能；其二，将创新几乎完全与风险投资和少数公司绑定，把资本驱动当作技术进步的唯一路径；其三，在社会想象中把人限定为消费者、雇员或股东，而不是制度的共同设计者，从而压缩了公共参与与民主治理的空间。 影响——在这种结构下，数据权力与技术收益更容易向少数主体集中，劳动者面对算法考核、订单分配、定价机制等关键规则时往往处于被动；对社区而言，数据在本地生成却未必服务本地发展，公共利益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朔尔茨强调，生成式技术的扩张可能深入放大此趋势：当更多任务被平台化、自动化，若缺乏透明治理与清晰的权利安排，劳动者“被看见”的程度可能下降，维权成本上升，社会对真实劳动贡献的认知也可能被扭曲。 对策——朔尔茨提出，应把“工作场域的民主”纳入数字经济治理议程，探索由劳动者与社区共同拥有、共同决策的平台合作社路径。不同于传统企业由少数股东掌握所有权和决策权，合作社强调成员共同持有、通常实行“一人一票”，让收益分配与治理更贴近实际劳动贡献。他在长期参与的项目中观察到，部分地区的配送员正尝试共建配送平台，一些社区围绕数据使用规则开展集体决策，照护与出行行业的劳动者也在探索更公平的组织方式。有关实践并非孤例：国际合作社联盟数据显示，全球约有300万个合作社，覆盖约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拥有200多家企业、员工逾7万人，表明合作社模式具备在较大规模下运行的现实基础。 前景——朔尔茨认为，面对技术快速迭代与平台经济深度渗透，治理重点应从单纯讨论“效率提升”转向回答“权利如何配置”。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多中心治理、提升平台规则透明度、完善数据权益与劳动保障制度，将成为缓解权力过度集中的关键因素。同时，合作社平台、社区数据治理以及公共投资支持的技术基础设施，有望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制度选项。关键不在于否定技术进步，而在于让技术进步更广泛地服务社会成员。
当算法持续运转，人类更需要思考如何让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互匹配。从蒙德拉贡的工厂到墨西哥的码头，这些合作社实践为经济民主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也提醒我们：在技术的十字路口，选择怎样的所有制与治理结构，决定的可能是走向赢者通吃，还是走向共建共享。围绕数字文明方向的这场变革，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