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临沂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
数据显示，当地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省前列，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推动创新、增强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随着临沂迈向区域副中心和更高能级城市目标，“十五五”时期对制度供给、治理能力和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以法治方式稳定预期、保护产权、激励创新，成为会议现场关注焦点之一。
问题方面，调研显示，部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仍面临三类突出痛点：一是涉企行政执法存在简单化倾向，检查频次、标准尺度、处罚裁量不够精细，影响企业正常经营节奏；二是涉企刑事司法在把握经济活动边界、处理创新探索与合规风险关系上仍需提升精准度，个别情形下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的担忧尚未完全消除；三是商事纠纷解决链条较长、成本偏高，部分案件从发生到解决周期较久，影响交易稳定和资金周转效率。
这些问题叠加，容易形成企业“合规成本上升—经营预期走弱—投资意愿下降”的连锁反应。
原因分析上，一方面，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监管方式与企业经营实际之间出现“适配差”，执法部门在风险识别、信用分级、非现场监管等工具运用上仍需完善；另一方面，涉企案件在证据标准、法律适用与政策把握上要求更高，若缺少更明确的边界指引和动态评估机制，容易在个案中出现“偏重惩治、忽视修复”的倾向；此外，商事争议数量随市场活跃度增长而增加，而专业化调解资源、仲裁与公证协同机制仍有提升空间，导致纠纷解决在效率与权威性之间难以兼顾。
影响层面，法治环境的可预期性直接关系企业信心。
行政执法若缺少弹性与规范，可能增加企业迎检负担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涉企司法如果边界不清，可能带来融资收缩、合作谨慎等外溢效应；纠纷解决如果效率不足，将推高违约处置成本，影响供应链稳定与就业承载。
对处在扩能升级、转型攻坚期的民营企业而言，上述问题不仅关乎个体企业得失，也会影响地区产业集聚、项目落地和创新活力。
对策建议上，与会委员提出以“三度”提升为抓手，推动相关制度从“管理思维”转向“服务与规范并重”。
在行政执法方面，核心是让执法更有“温度”。
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对信用良好、风险较低企业探索“触发式”“非现场式”监管，减少不必要上门检查；完善“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对非主观故意、情节轻微且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同时严格规范停产整顿等措施的适用条件与清单管理，防止“一刀切”影响企业持续经营。
执法方式上强调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对一般性、非紧迫性问题优先采用行政指导、警示告诫、限期整改等柔性手段，留出必要纠错空间。
在涉企刑事司法方面，重点是让司法更有“刻度”，以精准把握宽严相济和罪与非罪边界，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建议对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探索行为，在不触碰法律明确禁止性规定前提下，坚持审慎原则，防止将经济纠纷简单刑事化；对历史遗留的不规范行为，依法落实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疑罪从无等原则，避免“办一案垮一企”的连锁后果。
强制措施适用方面，建议对企业家、技术骨干等群体在非确有必要情形下优先考虑非羁押性措施，并建立涉企案件羁押必要性动态评估与快速审查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变更，以降低对企业运营、员工就业和供应链的冲击。
同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和裁判规则，进一步明晰市场主体行为边界，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误、公平竞争的制度预期。
在商事纠纷化解方面，着力提升解纷“速度”，构建多元协同、便捷高效的解决体系。
建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建设市、县两级专业化商事调解中心，依托法院诉讼服务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和流程衔接，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吸纳退休法官检察官、律师及行业专家等力量，打造专业调解队伍，提高纠纷处理的权威性与可接受度；健全“调解—仲裁—公证”联动机制，对调解成功案件通过仲裁确认、公证债权文书、司法确认等方式增强执行力，提升调解实效；同时推动工商联、行业协会、商会等建立行业性调解组织，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院平台对接，形成覆盖更广、响应更快的纠纷处理网络。
前景判断上，以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制度落地与机制闭环：执法要实现“少扰企”与“管得住”统一，司法要实现“有力度”与“有边界”统一，解纷要实现“高效率”与“强执行”统一。
随着信用监管、数字化监管、专业调解和涉企司法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临沂有望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企业预期、促进创新创业方面形成更强比较优势，为冲刺更高能级城市目标夯实市场主体基础。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优质的法治保障。
张学凯委员提出的"三度"建议体现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即行政执法要有温度、司法保护要有刻度、纠纷解决要有速度。
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误、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随着这些建议的逐步推进和落实，临沂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城市迈向万亿城市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