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伪史论借“祛魅”之名扰乱公共认知边界 近年来，网络空间时有以“西方古典文明整体伪造”为核心的极端说法，如“古希腊经典为后人杜撰”“某些中国典籍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凭借耸动叙事获得传播。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旭东在《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刊发评论指出，这类观点往往自称“反西方中心主义”，但思维仍被同一框架牵制：不是在比较与互鉴中理解文明，而是把“西方”固化为单一“他者”，继而进行情绪化、绝对化否定。文章深入认为，伪史论可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形态。 原因——证据链被切割、方法论被误用、流量机制被放大 其一，背离实证原则，以“缺原件”“无最早抄本”为由作整体否定。历史研究以文献、实物、遗址及多学科成果互证为基础，强调证据链可追溯、可检验。伪史论者却常把古代文献传承的复杂过程简化为“找不到最初手稿即为伪造”，对抄本传统、校勘传统及跨语种传播链条缺乏基本认识，进而以“断裂式推断”替代严谨论证。 其二，选择性使用材料，将“局部疑点”扩大为“整体伪造”。历史上确有伪造文献、托古改写等现象，学界也形成古文书学、版本学、铭文学等辨伪方法，用于在复杂材料中做分层判断。伪史论则常把正常的学术分歧、文献缺环、抄传差异，直接解读为“文明被重写”，把方法论问题变成预设结论。 其三，传播环境推动“快餐化”认知。平台的情绪动员、标题化叙事与算法推送，容易让“阴谋式解释”“颠覆式结论”获得更多关注。一些论者借“民族自信”之名，将学术问题转化为立场对立，制造“你信主流就等于崇洋”的话术陷阱，进一步压缩理性讨论空间。 影响——损害史学规范、误导公众判断、削弱文明互鉴基础 从学术层面看，伪史论以断章取义和逻辑跳跃冲击基本研究规范，模糊了“提出问题”与“得出结论”的边界，容易诱发对学术共同体的不信任。从社会层面看，极端叙事把复杂历史压缩为对立剧本，误导青少年历史观，削弱公共理性。更需警惕的是，伪史论把文明交流史扭曲为“零和博弈”，不利于形成开放的国际视野，也不利于我国对外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时构建可信、可证、可交流的话语体系。 对策——以实证与常识重建讨论底座，以高质量传播压缩伪史空间 一是加强权威、通俗且可核查的史学传播供给。围绕公众关注度高的议题，学术机构与主流媒体可更多推出解释型内容，讲清“证据从哪里来、如何互证、结论如何形成”，而不止停留在给出“对与错”的判断。 二是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与平台责任。对伪造材料、编造“专家背书”、恶意剪辑学术观点牟利等行为，可通过标注、辟谣、限流及依法处置等方式形成约束，同时鼓励平台为专业内容提供更清晰、更可见的传播通道。 三是推动历史教育与媒介素养协同提升。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强化证据意识、逻辑训练和引用规范，使公众具备识别“单一证据定乾坤”“以偏概全”“不可证伪叙事”等常见陷阱的能力。 四是倡导文明互鉴的学术立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意味着否定西方文明的历史存在，更不意味着用情绪化否定替代实事求是。应在比较研究、跨文明交流史与多学科互证中呈现历史的复杂结构，既看到差异，也看到交流、借鉴与共同创造。 前景——以更成熟的公共史学建设，推动理性讨论回归主流 《历史评论》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聚焦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与辨析，强调思想性与争鸣性。此次刊文并通过新媒体发布，体现学术界主动面向社会、回应关切的努力。随着更多研究成果以公众可理解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历史讨论有望从“猎奇式颠覆”回到“基于证据的求真”，从“立场对骂”回到“方法与材料的对话”。同时，在信息传播持续提速的现实下，公共史学建设仍需在内容生产、传播机制与社会教育上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压缩伪史论的传播空间。
历史认知的深度，决定文明对话的高度；当伪史论热衷于拆解他者文明的“根基”时，真正的史学研究在搭建跨越时空的认知桥梁。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唯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在文明交流中辨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相互关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基本态度，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