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前，34岁的陆勇患上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时候，治疗这种病的格列卫要花2.35万元一个月，陆勇每天睁眼就要吃掉800元。后来他发现印度有便宜的仿制药，一个月的药费就降到了原版的1%。这个发现给了他和很多病友活下去的希望。 2004年，陆勇因为给病友代购印度药被起诉。当时有三千多名患者联名请愿，后来检察院审查后认定他是好心救人，就没起诉他。这个案子后来还推动了2019年《药品管理法》的修改，把进口药和假药区分开了。 2018年，以陆勇故事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了，全球票房有4.51亿美元。这部电影让大家都关注起“天价药”的问题。国家医保局这几年也在努力降价，2025年医保目录里的肿瘤药增加了不少。国内药企也加快了研发，有些仿制药的价格已经和印度的差不多了。 2025年1月，陆勇时隔五年再次去了印度。这次他不是急着买药，而是拿着旅游签证去考察当地的药店和企业。这种变化说明中国的医药环境变了很多，以前让人买不起的高价药现在很多都进了医保。 到了2025年12月，医生告诉陆勇他的病已经三年没复发了。这是个好消息，意味着他有可能停药。现在他不再是大家眼里的“药侠”，而是忙着开公司、搞公益。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紧急去印度买了3000只口罩捐回来。 陆勇的故事从个人求生开始，慢慢变成了大家互相帮助的行动。最后这些行动都变成了国家医药改革的一部分。从法律的改变到社会的讨论，再到医保制度的调整，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国是怎么一步步改进制度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通过正规渠道买到便宜的药了。法律也给那些好心做坏事的人留下了一些余地。陆勇们以前背负的压力现在变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这次去印度不再背着药箱了，而是带着思考去看世界——这或许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更好保障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