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代表，其理论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昆曲曲谱序跋汇编》，正是对这个领域的重要学术贡献。该书由著名学者李俊勇精心编著，旨为昆曲研究提供系统的文献基础。 从收录范围看，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其全面而深入的文献征集上。编著者共收录了元明清及民国时期86部曲谱的序跋凡例——以格律谱和工尺谱为主——兼收具有曲谱性质的点板谱。其中工尺谱包括清工谱和戏工谱两种形式，这种分类方法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曲谱记录方式的演变。 有一点是，本书并非仅限于昆曲曲谱本身，而是采取了开放的视角，兼收与昆曲有关的南北曲、弦索调、京腔、吹腔曲谱及少量曲选、曲韵等文献。这一做法的学术考量在于，昆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多种声腔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从历史渊源分析，昆曲以南曲为主，后来吸收北曲，融南北曲于一体。其北曲源自金元杂剧，曲谱则承袭《中原音韵》和《太和正音谱》的传统。弦索调原本为北曲，在晚明至清初的江浙地区，以三弦或琵琶伴奏的弦索调作品广为流行，其唱腔已受昆曲影响，对于探讨北曲与昆曲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将三部弦索谱全部收录，以便读者系统了解这一声腔演变过程。 京腔的收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京腔源自明代的弋阳腔，而弋阳腔与昆山腔同为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历史上，昆曲剧本经弋阳腔改调即可歌唱。弋阳腔传入北京后，又称京腔、弋腔或高腔。入清以来，弋腔与昆曲并列为官腔，宫廷剧本往往昆、弋合演。后来弋腔又传入河北乡间，长期与昆曲同台演出，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北方昆曲艺术。正因为弋腔与昆曲的关系最为密切且互有影响，本书也收录了数部京腔谱。 晚清民国以来，吹腔戏《贩马记》自宫中流入民间，成为昆班的常演剧目。为了保留这一重要的戏曲文化遗产，编著者也酌情录入了数种《贩马记》曲谱。此外，《审音鉴古录》虽为身段谱，但其中部分曲谱缀有工尺记录；《碎金词谱》虽名为词谱，但其乐谱部分由昆曲曲家打谱，具有昆曲特征，这些兼具多重属性的文献也被纳入本书范围。 在版本校勘上，本书展现了编著者的专业素养和学术严谨性。编著者以目验为原则，极个别曲谱未能获见原件但序跋极为重要者，才据他书转录，并注明出处。整理时以刻本、印本为主，并尽力求全。对于浩如烟海的抄本，编著者则有选择地进行了录入，一般选录具有一定体例和宗旨、与印本关系密切且较为重要的抄本。至于曲家、艺人出于自用而抄录的曲谱附记文字，则一般不予收录，这充分反映了学术规范的严格要求。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注重不同印本的校勘工作。对于多种刻本或抄本的曲谱，编著者酌选有校勘价值者为参校本；同一刻本有多种印次者，编著者尽力搜访，凡初印本、后印本之不同，皆出校记。以叶堂所刻《西厢记谱》为例，该书有乾隆四十九年初刻本和乾隆六十年重刻本两种版本。初刻本自序的整理工作目前仅有论著征引，但所据底本已残缺。本书编著者不但访得完本，且查得两种印本，序中所记刻工姓名二本有异，均出校说明。 版本源流辨明上，本书同样做了深入的考证工作。以《纳书楹曲谱》为例，经过编著者的考证，该书初刻于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其道光刻本为影刻本，有初印本、中印本和后印本之别。虽然道光刻本质量拙劣不堪，但乾隆原本亦有初印、中印、后印之别，其中中印本是经原作者叶堂校订过的本子，本书即据乾隆刻本中印本为底本。又如《九宫正始》一书，目前发现抄本十多种，编著者通过分清版本系统、辨明各本先后，然后择有校勘价值者予以参校，充分展现了版本学研究的深度。 本书所录曲谱均撰有简明提要，以内容介绍和版本考辨为主。由于曲谱之书过于专门，编著者加以适当介绍，便于读者理解序跋内容。版本考辨上，编著者尽量吸收学界最新成果。例如对《太和正音谱》的版本研究，即引用了黄仕忠教授团队的最新结论。部分版本在引用前贤时彦成果基础上深入申论，提出个人观点，如《九宫正始》《南词便览》《曲谱大成》《南北词简谱》等。大部分曲谱版本的考证，系编著者赴国内各图书馆实地访查所得，基本解决了所收曲谱的版本问题。通过对浙江图书馆藏《补天石传奇》稿本的调查，编著者证实该谱并无相传的道光十年刻本，而是道光十年编成的稿本，这一发现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误解。
曲谱的生命力既在音符律吕间，更隐于版本变迁与传承记录之中。《昆曲曲谱序跋汇编》以详实的文献整理和精准的版本考据，为昆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回归可靠文献不仅能支撑学术探索，更能让经典艺术在清晰的历史坐标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