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增长动力正发生结构性变化。长期以来，不少企业把产能扩张、市场份额和资产规模作为主要发展路径，并在特定阶段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在要素条件变化的背景下，单靠规模带动的增长边际效应正在下降，成本抬升、不确定性增加。业内普遍认为，要重新审视增长来源，关键是把“综合效率”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按经济增长的一般分解逻辑，增长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反映资源配置与管理效率、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直接决定企业能否在同等投入下获得更高产出。 原因——要素红利减弱与统计偏好共同推动“重规模、轻质量”。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早期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优势明显，劳动投入对企业扩张贡献突出；进入21世纪后，资本投入能力增强，融资环境改善与投资拉动效应显现，企业借助资本加快进入市场并迅速做大。但在效率提升与技术积累上，不少企业底子偏弱：一方面，管理体系、流程标准化与组织协同不足，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对技术的理解常停留“买设备、上项目”，忽视技术体系、数据能力与研发组织的长期建设。此外，传统评价体系更容易量化规模指标，如投资额、产值、增速等，而对资源消耗约束、能力边界、组织结构匹配等“质量变量”关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扩张冲动。 影响——忽视效率与技术，会放大风险并削弱韧性。如果增长主要依靠追加投入驱动，一旦遭遇需求波动、成本上行或供应链扰动，企业利润空间容易被压缩，抗风险能力随之下降。更关键的是，在资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高消耗、低效率的扩张可能不可持续，甚至形成“投入越多、约束越强”的循环。同时，技术基础薄弱会影响产品迭代速度与质量稳定性，难以支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组织能力不匹配则会在跨区域、跨业务扩张时放大管理复杂度，导致决策链条拉长、协同成本上升，最终拖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 对策——把三条路径纳入“效率与创新优先”的增长框架。业内分析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来自三上：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企业应“扩规模”与“提效率”之间重排优先级，尤其把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作为重点方向。 一是以效率改善为牵引，提升生产力质量。企业需要从资源、能力与组织结构三上系统发力：在资源维度，推进节能降耗、精益生产与供应链协同，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更优配置；在能力维度，正视“能力天花板”，减少全流程包揽式扩张，更多通过专业化分工、生态合作与外包协作提升整体效率；在组织维度，优化权责边界与流程设计，推动跨部门协同与目标一致，避免只在偏好领域投入造成结构失衡。 二是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夯实可持续的技术基础。技术不应被简化为口号或短期投入，而是一套提升控制力与组织弹性的体系安排。企业应强化研发组织、工程化能力与数据治理，推进关键环节数字化改造，把技术嵌入产品、流程与管理之中，实现投入与产出、手段与目标的动态平衡。同时，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形成可复制、可迭代的创新体系。 三是以规模效应为结果而非起点，推动“有效规模”。规模仍是重要变量，但更应服务于效率与技术的放大。企业扩张应建立在标准化能力、供应链协同与风险控制之上，避免“先做大、后补课”。通过平台化、模块化与集约化运营，将规模带来的成本下降、交付稳定和品牌效应转化为可持续优势。 前景——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分水岭”。随着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以及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企业竞争将更多体现在技术迭代速度、运营效率、组织敏捷性以及对资源约束的适配能力上。可以预期，那些能够在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上形成体系化能力，并以此带动“有效规模”的企业，更可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推动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与创新驱动”。
在全球产业变革与国内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企业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节点；要摆脱路径依赖，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战略支点，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这场转变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需要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协同发力，共同推动转型升级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