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环境或解决社会问题时，光讲大道理往往没用，还得靠经济手段。拿垃圾分类来说，光靠宣传没人爱听，真正起作用的是钱。北京市在2020年搞了个新招儿，把垃圾不分类和多收费挂钩。只要你把垃圾分类好了，就能省垃圾处理费；要是分得不好，就得交更多钱。这一招挺管用，实施半年后，北京居民垃圾分类的准确率从原先的不到30%，一下子升到了75%以上。这就好比做生意，实惠才是硬道理。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通过在不同时段对进城的车收不同的费，成功把高峰车流控制住了。伦敦早在2003年就开始这么干了，结果市中心的车流量立马少了15%，空气质量也好了不少。这说明人们其实挺理智的，只要有好处，他们就会愿意配合。 贵州省遵义市在脱贫攻坚上也想出了妙招。当地政府没直接发钱给贫困户，而是设了个产业扶持基金，谁种茶叶、谁种药材就给谁奖励。这下可好了，农民干活的劲头被调动起来了。到了2022年底，参加这个项目的人年均收入涨了40%多。 当然，强调经济手段并不意味着不要道德教育。道德能让人树立长远的价值观，而经济手段能让人养成好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用政策定规矩，用教育树观念。比如在禁烟这件事上，既把烟草税提上去，又搞健康教育。 不过用经济手段时得注意几个问题：力度要适中，太小不起作用，太大又会招人烦；政策得有章可循不能老变；执行过程必须公平透明，不能搞选择性执法。 还得有个监测评估系统来盯着看，发现不对赶紧改。韩国刚开始收垃圾费时也走过弯路，从按户收改到按斤两收才把制度理顺。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上市公司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表的制度就有问题。因为事务所要靠被审计的公司给钱养家糊口。要是真说实话得罪了客户，客户可能换别家事务所；事务所为了挣钱就会跟客户合谋作假。这种监督和被监督之间有利益关联的制度肯定不行。 设计制度的时候要把利益因素考虑进去才行。我们要设计那种让坏人干坏事付出高昂代价、让好人做好事付出低廉成本的制度才行。 给个建议吧：证监局可以每年随机抽查上市公司的审计情况。没抽到的公司可以不审；抽到的必须审，而且得由证监局指定事务所去做，每年换一家。审计费也得由证监局转交给事务所，绝对不许双方私下交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