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花都创新救助模式破解流浪人员治理难题 源头治理见成效

问题:城市街面救助工作中,长期露宿人员往往叠加家庭矛盾、债务压力、务工受挫、疾病障碍等因素,常出现“不愿进站、难以返乡、安置不稳、重复回流”。这类人员流动性强、信息缺失较多、属地衔接链条长,如果救助停留临时安置和短期劝导,容易陷入“救助—返乡—再流浪”的循环,既增加基层治理成本,也削弱困难群体权益保障的连续性。 原因:一是个体层面现实压力与心理防御交织,部分人员对修复家庭关系缺乏信心,对救助政策了解不够;二是跨区域协同仍有“信息不对称、责任边界不清、后续帮扶衔接不紧”等短板,返乡后的监护、医疗、就业支持跟不上,容易诱发回流;三是失智老人、精神障碍患者等高风险群体走失概率高、身份识别难,对信息化预警和快速联动提出更高要求。 影响:源头治理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能否落稳,也关系到城市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实践表明,把救助工作前移到街面发现、溯源核查、家属动员、返乡衔接、回访评估等全链条环节,有助于提高救助精准度和可持续性,推动实现“应救尽救、能返尽返、返后能稳”。 对策:花都区救助管理站以“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为导向,在流动救助服务队设立对外联络专员专岗,推动“救助+帮扶”一体化运行。 一是做实精准管理。服务队对街面流浪乞讨和露宿人员实行“一人一档一策”,建立并动态更新电子档案,记录活动轨迹和生活变化,结合属地回函与现场巡查信息研判需求,采取“精准化+社会化”组合帮扶,把政策解释、临时救助、心理疏导、就业对接等措施落实到个人。 二是强化“家—助—政”联动。对具备返乡条件的人员,服务队把家属接领作为关键环节,邀请家属参与现场劝导、情绪疏导和返乡方案制定,形成家属支持、救助站协助、属地政府承接的协同链条。以近期个案为例,服务队发现一名湖北籍青年露宿并拒绝救助,专员通过发函核查户籍地信息,确认其因债务与家庭矛盾离家,随后联合街道多方寻找并促成其与父母恢复联系,回访显示其已在广州周边稳定务工。另有长期露宿者在家属跨省到场、民警和社工共同劝导后同意返乡;务工受挫的露宿人员在护送入站后快速完成购票返程,并由家属接站,提高返乡过程的安全性和确定性。 三是完善发函闭环。服务队探索分级分类发函机制,配套“一函一档一跟踪”台账,形成与户籍地双向协作的溯源管理。对临时求助者突出定向核实与双向跟踪;对街面和医疗机构收治人员强调快速联络、限时反馈;对已返乡人员通过续函和共享台账延伸末端管理,推动困难帮扶、监护照料和安置保障落实。数据显示,自专岗设置以来,服务队累计向各地对接机构发出函件276件,对外联系千余次,跨省协作效率明显提升。 四是把回流防控作为硬约束。针对易回流人员建立救助效果追踪评估机制,定期回访、动态调整帮扶方案,并在典型安置案例中总结分级联系和责任落实办法,督促属地及时处理费用结算、照护资源、监护责任等关键问题,降低因安置不稳导致的再外出风险。某多次回流人员返乡后,通过持续回访与属地承接最终入住养老机构并获得医护照护,专员累计回访20余次;春节后发现其因费用纠纷拟离院外出,随即协调养老机构与村委对接处置,及时化解风险。 五是提升高风险群体早预警能力。花都区同步升级易走失人员管控措施,依托省级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聚焦失智老人、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推动信息共享、线索核验和多方联动处置,力争实现“早发现、早介入、早安置”。 前景: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和人口流动加速,救助管理正从单一救助走向综合治理。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应在跨区域数据共享、基层承接能力、就业与康复资源对接诸上持续补强,推动“发现—救助—返乡—安置—回访”制度化运行,同时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心理支持、技能培训和社区融入,增强困难群体自我恢复能力,减少反复流浪。

民生保障既要在关键时刻托住“急难愁盼”,也要在日常治理中减少反复致困的风险。花都区的探索表明,街面救助只有做到找得到人、摸得清情况、接得住返乡、稳得住后续,才能把兜底保障落到实处。以源头治理提升救助效能,既是对困难群体的守护,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