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一场特殊的会面在郑州火车站临时会客室进行。刚刚结束洛阳农村调研的纪登奎，被紧急召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河南正遭受"先涝后旱再涝"的极端天气——2500万群众受灾——而毗邻的安徽亳州等地同样深陷水患。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明确指出："豫皖边界坝，必须尽快打开。"这个指示直指问题的核心——两省因各自为政的水利政策导致的系统性治理困境。 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背景下，豫皖两省县区为完成蓄水指标，竞相修建拦河坝、截水堤，导致黄淮平原天然排水系统遭到破坏。到1963年，商丘、亳州一带已形成"上游筑坝保平安，下游遭殃无人问"的恶性循环。纪登奎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户家中"房梁挂红薯干，地板泡泥浆"的景象比比皆是。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毛泽东以历史眼光指出："这跟春秋会盟一样，各诸侯你筑堤我筑坝，最后都得遭殃。"在他的亲自协调下，1963年深秋，纪登奎与安徽省长李葆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达成"不再堵水"的共识。但要将承诺转化为行动，仍需突破行政壁垒。 1964年大年初二，纪登奎主动赴合肥与李葆华商谈。在充分论证后，双方创造性提出"豫省出人出粮出机械，安徽出地出协调"的合作方案，决定开挖新汴河将洪水直引洪泽湖。这一方案既避免了敏感的行政区划调整，又从根本上解决了排水问题。 工程建设过程中，两省动员十万民工，克服了耕地占用、技术瓶颈等困难。1969年10月，新汴河首股洪水顺利汇入洪泽湖，标志着这一跨世纪工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据后续统计，工程使豫皖两省300余万亩耕地摆脱水患威胁，每年减少经济损失超亿元。
新汴河工程的成功证明了一个深刻道理：地方发展不能以邻为壑，区域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从省界对立到跨省协作，从"挡水自保"的狭隘思想到"一河安两省"的大局观念，该转变表明：只要有正确引导、务实担当和有效沟通，再大的分歧也能化解。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其启示历久弥新：真正的发展智慧，在于在共同利益中实现各自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