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段民俗为何“退场” 天津老城厢与海河沿线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娘娘宫等庙宇曾寄托着婚育祈愿、岁时礼俗与邻里交往等多重功能。部分老居民回忆，上世纪中叶以前，久未得子的年轻夫妇常会到庙里“抱”回一个泥制娃娃，寄托添丁之愿。泥偶进入家庭后，不只是供奉物，更被赋予拟人化的身份称呼与礼仪秩序：逢年过节要先“请”其受供，平日也会为其擦拭、更衣；到年根儿还有“添岁”之举，即将旧偶“翻新”成略大的新偶，象征又长一岁。如今，这套仪式在城市生活中难觅踪影，有关手艺与场景也多已散落。 原因——观念转变与社会结构重塑叠加 多位民俗研究者指出，此类习俗形成于传统社会对血脉延续的注重，也与旧时医疗条件有限、婴幼儿夭折率较高等现实背景相关。泥偶与祈子仪式在心理层面提供慰藉，在社会层面则形成可被家族与社区共同理解的“礼俗语言”。其后逐渐式微，主要有三上原因：一是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生育不再主要依赖仪式性寄托；二是城市更新与居住形态改变，院落式生活减少，邻里共同参与的年俗空间被压缩；三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破除迷信”等社会运动使相关仪式迅速退出公共生活，不少家庭选择将供奉物处理或隐藏，导致传承链条中断，口述记忆成为主要载体。 影响——从家庭秩序到城市文化肌理的变化 受访者回忆，泥偶在家庭中的“位置”往往固定，形成一套清晰的节庆程序：第一碗饭、第一盅酒先供奉，子孙叩拜后再按长幼向父母长辈行礼。这种秩序并非简单的迷信行为，更是旧时家庭伦理、敬畏观念与节日仪式感的集中呈现。其消退带来的影响，首先是代际共同经验减少，许多年轻人对“年根儿的庙会气味”“街巷里的手艺作坊”缺乏直观认识；其次是部分地方手工技艺与民俗行业随之萎缩，例如与泥偶修整、翻新相关的作坊业态难以为继；再次是城市文化记忆出现断层，一些曾被民间反复讲述的“护宅”“避灾”等故事，逐渐从公共叙事中隐去，只在个别家庭内部流传。 对策——从“抢救式记录”到“场景化呈现” 业内人士建议，对这类已退出日常生活的民俗，应以“记录优先、研究并行、适度展示”为原则推进保护工作：一是开展口述史采集与实物征集，对称谓体系、仪式流程、相关行业行当、庙会空间等要素进行系统梳理，避免仅剩零散故事；二是推动博物馆、文化馆与高校合作，将泥偶及其周边年俗纳入城市民俗专题展陈，通过音视频、老照片、街巷地图等方式还原生活场景；三是对仍掌握泥塑与修复技艺的民间艺人建立名录与传习机制，引导技艺从“神秘化供奉物”转向“民间美术与地方记忆载体”，以更符合当代审美与公共文化需求的方式延续生命力；四是在不鼓励迷信的前提下，保留其作为社会史、城市史材料的价值，推动公众以文化视角理解其来龙去脉。 前景——城市更新更需“记忆更新” 当前，多地在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文旅融合，天津也在持续挖掘海河文化、工商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专家认为，泥偶民俗的意义不在复刻旧式供奉，而在于补齐城市生活史的细部：它记录了普通家庭面对生育焦虑与生活不确定性时的精神应对方式，也折射出庙会经济、手工业网络与邻里关系的旧日结构。若能以更规范的学术整理与公共传播，让公众在展览、课程、社区活动中重新“看见”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增强城市文化认同，并为非遗保护提供更可持续的社会基础。
从“娃娃哥哥”到“泥偶大爷”，称谓的变化折射出城市与时间的对话；这些民俗物件曾承载焦虑、祈愿与秩序，也将人间烟火凝固在严谨的仪式中。今天重拾它们，不是为了重现信仰，而是理解背后的生活逻辑与文化脉络。让传统在理性与温情中找到新表达，或许是城市保存记忆、延续精神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