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春天，刘炳森出生在了上海，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天津武清。他的字叫树庵，号海村，平时喜欢自称“刘五先生”。1962年，他拿到了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山水科的第一名，这一年秋天他就进了故宫博物院，把这辈子都扑在了古代法书的临摹和研究上。直到2005年他去世，他一直坐在书画临摹车间里，就像个沉默的时间守护者，把汉魏时期的风骨重新带回了宣纸间。 小时候刘炳森写毛笔字比用筷子还熟练。11岁的时候他的隶书就在乡里出了名，19岁那年中国书法研究社破格收他当社员。那个时候日本那边的人已经听说了他的名字，私底下都叫他“少年中国”。后来他还去了日本白扇书道会当顾问，还担任过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委员，用书法这种方式给中日两国架起了一座桥梁。 他写的隶书大家都叫“刘体”，看起来厚实又有筋骨。他先把《张迁碑》和《曹全碑》这两块碑琢磨透了，又把《石门颂》里的飞白味道揉进去。写字的时候他习惯把胳膊悬起来写字，手腕像拉满的弓一样紧绷着。这样写出来的字既保留了汉代魏碑那种拙朴劲儿，又有了飘逸的灵气。你看天津银行和北京银行招牌上的那几个字，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大家都认得却写不出来。 虽然是学画画出身的科班生，刘炳森平时更喜欢写书法。他觉得画画是做加法，书法才是做减法。减到最后才会显得特别古朴。1973年有一次日本朋友来访问，那些书家胳膊一甩笔锋就飞起来了；他当场就决定要苦练这种“徒臂凌空”的本事，把肩膀练得像弹簧床一样结实。过了几年他又跟着团回访日本现场表演了一下，周围的人都惊叹：“原来中国书法的肩膀可以这么硬！” 2005年启功和刘炳森两位大师同一天走了，“丑书”这个话题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刘炳森之前在《论书画艺术》里说过：“丑书根本不是创新，那就是胡闹；民族的欣赏习惯要是断了线，书法也就没了脊梁骨。”这话虽然让人觉得他保守固执，但他留下来的字帖、展览记录还有几百万卷的销量都在帮他说话：市场会变、争论也没完没了，但传统总在时间里站稳脚跟。 现在大家对刘炳森的隶书看法还是很两极分化：一派说它“抬眼就能看懂、落笔就能学”，是对当代人最友好的书法；另一派骂它“描字匠气太重、没有金石味”。其实争论本身也是一种传播——只要大家还记得北京银行那几个字该怎么写才好看，传统就没死。刘炳森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可能就是这种“记得”：既记得汉碑的厚重感，也记得那种风雅的亲和力；既记得规矩的重要性，也记得创新可以偷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