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发言指出，当前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文化生态上仍有短板：对学生开创性精神的系统培养不足；科研评价中的功利化倾向仍需纠偏，“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治理有待深化；对探索性失败的包容机制不完善，影响科研人员投身“从0到1”原始创新的勇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挖掘、转化与传播不够；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常态机制仍需健全，创新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原因——一上，长期以来部分教育环节更强调标准化知识掌握与应试训练，课堂与评价体系对提问能力、证据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表达的引导不足，导致“会做题”与“会研究”之间仍有落差。另一方面，科研组织和资源配置中，阶段性指标与短周期考核容易强化“尽快出成果”的导向，使科研更偏向可预期、低风险路径；同时，对失败的制度性容忍不足、对尽职合规边界界定不够清晰，也客观抬高了探索未知领域的心理与制度成本。再者，创新文化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价值共识与社会氛围，对应的阐释传播与国际交流的系统性不足，制约了社会对创新规律的理解与尊重。影响——这些问题如不尽快破解，可能在多个层面形成掣肘：在教育端，学生科学思维与探究能力培养不足，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与持续成长；在科研端，短期化评价与风险规避倾向可能削弱原始创新供给，不利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社会端，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普及不足，将使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环境难以稳固，进而影响创新体系整体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发言提出以系统性改革夯实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基础。 一是以教育改革筑牢人才源头。推动教育由单纯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养成，强化科学思维与探索能力的系统培养。围绕关键考试改革，建议在高考等考试中提高启发性、开放性试题比重，通过评价导向引导课堂从“讲结论”转向“讲问题”，从“记忆训练”转向“探究与思辨”。同时加强教师探究式教学能力培训，在课堂主阵地形成实证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链条，并在科普工作中更加注重科学精神的传播与养成。 二是以评价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强调落实“谁用人谁评价”，将人才标准制定权与评价权更多交由用人单位，政府部门侧重宏观政策引导与服务，减少对具体评审的直接介入；鼓励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设立专业性强、公信力高的人才奖项，推动人才评价更贴近产业需求与科学前沿。同时建立长周期评价机制，为潜心研究、长期攻关提供稳定预期。 三是以制度设计包容探索失败。在重大前沿项目中探索建立以“尽职合规”为核心的宽容失败机制，对未达预期但已尽责的探索给予基于事实的容错安排，并将过程经验沉淀为可复用的知识资源，为挑战科技“无人区”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以文化传承汲取创新智慧。系统梳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求真精神与创新方法，将“格物致知”“革故鼎新”等思想融入科研伦理、通识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底蕴扎实、特色鲜明的创新文化表达。 五是以文明互鉴涵养创新文化。更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交流合作中深化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对话，学习借鉴各国激励探索创新的有效制度安排，并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实践中提升我国创新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前景——顺应科技竞争格局变化，合力推进教育评价、科研评价与创新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敢提问、愿求证、能协作、容失败”的创新生态。随着关键考试改革继续强化对思维品质与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有望加快转型；配套评价与制度改革持续落地，将为科研人员开展长期性、原创性探索提供更稳定的环境与激励。在多维政策合力带动下，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社会共识有望进一步巩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蓄更持久的动力。
在全球创新版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培育适合原创性成果生长的文化土壤，已不只是教育议题，更关乎国家竞争力。正如潘建伟委员所言，只有当科学精神真正融入民族血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持续的创新动能。这场涉及教育理念、评价标准和文化认知的深层变革，需要全社会凝聚合力，在传承与创新的互动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