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起步区创新"城事拉理人"机制 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问题——城市快速发展叠加人口集聚,基层治理面临诉求增多、矛盾多元的现实挑战。

日常生活中,临时疏导点带来的噪音、垃圾扰民,停车场及道路车辆被张贴小广告影响市容等问题,既关乎群众生活品质,也考验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以往一些问题往往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沟通不畅”的困境,群众诉求在不同部门间流转耗时,处理结果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容易造成反复投诉与治理成本上升。

原因——从治理结构看,城市治理事项细碎繁杂,涉及执法、环卫、社区、物业、商户等多个主体,单靠某一方“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从运行机制看,诉求渠道虽畅通,但缺少将热线诉求快速转化为现场处置、协同整改和回访评估的闭环;从管理逻辑看,部分治理长期停留在“发现—清理—反弹”的循环,缺乏对问题成因的源头治理与规则供给。

比如,临时疏导点的存在反映出居民就近消费需求与摊贩生计需要,简单取缔容易带来“需求外溢”;而小广告乱贴乱喷,则与低成本传播、监管难度大和宣传引导不足等因素相关,若缺少常态巡查与群防群治,问题易反弹。

影响——“急难愁盼”解决得是否及时、是否到位,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影响基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对新区而言,起步区承担高标准建设任务,城市形象、环境秩序与公共服务品质,是吸引人才和产业的重要基础。

若城市管理碎片化、响应不及时,容易加剧邻里矛盾与社会情绪,进而抬升治理成本、降低治理效率;反之,若能通过机制创新将诉求转化为治理改进的“靶向”,不仅能提升城市运行质量,也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

对策——针对上述痛点,济南起步区推出“城事拉理人”机制,核心是搭建多元共治平台、明确责任边界、畅通诉求对接,推动管理力量下沉到一线,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大桥街道的实践显示,该机制通过“有人牵头、有人协同、有人落实”的组织方式,把执法部门、社区、物业、居民、商户等纳入同一处置链条,将12345热线等渠道反映的问题快速导入现场核实、方案制定和整改跟进。

在具体处置中,坚持“刚柔并济、标本兼治”。

以居民反映的临时疏导点扰民问题为例,相关力量到场核实后,充分考虑疏导点服务居民消费的现实需求,采取规范治理而非“一禁了之”:一方面明确经营时段,严禁在居民休息时段高声叫卖或使用音响设备,减少噪音对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求经营结束及时清理垃圾,在点位增设垃圾桶并协调环卫增加保洁频次,补齐环境维护短板;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对违规行为及时劝阻整改,推动疏导点有序运行。

针对车辆被张贴小广告的投诉,街道组织集中清理并同步排查周边非法张贴、喷涂点位,联合社区与物业加强宣传引导,建立巡查与群众举报机制,力求从源头压减违法空间,提升治理的持续性。

更重要的是,“城事拉理人”在角色定位上不止于“对接人”。

在基层治理链条中,它既是诉求办理的“联络员”,也是矛盾化解的“协调员”、民生服务的“勤务员”。

通过明确职责清单与协同规则,让群众知道“找谁、怎么找、多久办”,让部门清楚“谁牵头、谁配合、怎么验收”,推动从“隔空对话”转向“现场共商”,从“单次解决”转向“机制治理”。

前景——从治理现代化方向看,基层治理正在从强调“管理”转向强调“治理”,从单向行政执行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济南起步区提出持续深化推广该机制、常态化开展协商议事、吸纳更多群众参与,意味着将进一步完善“群众提、部门办、大家评”的闭环体系。

随着机制运行成熟,下一步可在数据研判、问题预警、评价反馈和制度化回访等方面持续加力,把零散诉求沉淀为规则优化和服务改进的依据,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为新区高标准建设提供更稳定、更可持续的治理支撑。

基层治理的创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济南起步区推出的"城事拉理人"机制,通过打破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建立多元共治的平台,为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顽疾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一机制的成功,在于它既尊重了各类主体的独立性,又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实现了力量的整合。

这种"和而不同"的治理理念,值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和借鉴。

随着这一机制的不断深化,必将为起步区的高标准建设注入更加持久的基层治理动力,也为全国基层治理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