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但长期以来效率偏低；我国古文献学源远流长，自汉代起便形成了融目录、版本、校勘于一体的校雠学传统。古籍整理的核心工作包括选定底本、版本校勘、现代标点标注等环节，最终形成文字准确、标点可靠的排印版本。然而，传统古籍整理主要依赖人工，耗时耗力。20世纪80年代后虽引入计算机录入，但仍存在速度慢、易出错等问题；录入错误还会抬高后期校勘成本，成为制约古籍整理的关键瓶颈。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应用为古籍整理带来转机。该技术识别精度较高，能够快速提取古籍文字，为后续文本利用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新技术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以往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标点、专名识别等工作，实现自动标点与分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指出，AI技术也有助于多版本校勘：可自动对齐历代版本、筛除形近字造成的误差、生成结构化校勘记录，使学者将精力集中在关键异文的判断分析上，从而显著节约校勘时间。 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我用AI校古籍”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在“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支持下，已吸引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2万名大学生及1.7万名社会公众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15亿字的粗校工作，覆盖约2万部古籍。项目进展表明，AI不仅大幅提升古籍校对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力难以处理海量文献的局限，为古籍整理提供了更可行的人机协同路径。 AI技术的应用也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年轻人和社会公众得以加入。首都师范大学敦煌学博士生方晓辰在志愿校对中发现，平台图像识别功能能够捕捉笔画细节，配合在线字典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完成生僻字录入与校对。便捷的流程让原本枯燥繁琐的整理工作更易上手，也让她更直观地感受到科技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推动作用。在机场工作的社会志愿者张晓波虽与古籍行业无关，但因自幼对历史感兴趣而参与《永乐大典》的精校整理。他表示，过程中接触到诗词、列传、府志、祭文、历法等多类内容，对古籍的热爱与求知欲也不断促使自己深入学习。 这种变化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正在重塑古籍与公众的关系。古籍不再只是被“隔离”在展柜里的遥远符号，而逐渐成为年轻人愿意打开、公众可以共同修整、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不断相遇的文化资源。通过AI平台的协同校对，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故纸堆”中相遇，共同参与文化传承，这也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方式。
当古老文字遇上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皓首穷经”的传统研究路径，也搭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这场由技术驱动、公众参与的传承实践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性转化；真正创新既要扎根扎实的学术基础，也要回应时代的技术与需求。在守护文明根脉的路上，每一份看似微小的参与，都会汇聚成推动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