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良性遗传病也可能走向“致命通道”。 多囊肝是一种以肝内多发囊肿为主要特征的遗传性疾病——早期多进展缓慢——部分患者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但随着囊肿持续增大、数量增多，肝脏体积明显膨胀后，会对胃肠道、膈肌及周围脏器造成持续压迫，引发腹胀、食欲下降、呼吸不畅、下肢水肿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出现腹水、营养不良，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并面临并发症和病情加重风险。瑞金医院此次收治的王女士即属于病情明显进展的患者：多年反复腹胀、胸闷及体液潴留，平卧困难，症状已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且存继续恶化的危险。 原因——局部手术可缓解一时，根治仍需“重建”。 多囊肝治疗中，囊肿开窗、抽吸硬化等方式对部分患者可起到减压作用，但并非都能长期奏效。王女士在外院接受囊肿开窗手术后曾短期缓解，但不久囊肿复发并加重，随后出现腹水，提示病变范围广、复发倾向强，单纯局部处理难以改变整体病程。临床上，当囊肿广泛分布、肝脏巨大，并反复出现症状和并发症时，肝移植往往是更明确的治疗选择。接诊医生评估认为，患者肝肾功能尚可，但肝体积巨大、压迫明显，继续等待可能带来更高风险；同时，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的匹配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获得合适肝源，成为医疗团队与家属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影响——活体移植为患者争取时间，也对医疗提出更高要求。 综合评估后，瑞金医院提出活体肝移植方案：由符合条件的亲属捐献部分肝脏用于移植，以缩短等待时间，把握治疗窗口。王女士丈夫李先生在充分了解风险与流程后，决定捐献部分肝脏。夫妻间配型成功，为手术实施奠定了基础。相比全肝移植，活体肝移植对供体安全、肝体积匹配以及血管胆道重建的要求更高：供体需在保证剩余肝脏功能充足的前提下捐献；受体需获得足够肝体积以满足代谢需求；血管、胆管等结构并非天然一致，吻合与重建的精度直接关系术后血流灌注、胆道通畅及并发症控制。对患者而言，活体移植意味着更快进入治疗通道；对医院而言，则是对综合评估、围手术期管理与精细手术能力的系统考验。 对策——以精准评估为先导，以多学科协作为支撑。 为尽可能降低风险，瑞金医院术前对供受体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评估：通过肝脏CTA等检查描绘血管结构，明确供体血管走行及分支特点；同时开展三维重建与体积测算，围绕供体肝体积与受体体重比例等关键指标反复论证，确定既满足受体需求、又保障供体安全的切取范围。考虑到受体既往接受过腹部手术、腹腔粘连风险较高，团队提前制定多套预案，覆盖出血控制、血管重建及术后并发症处置等关键环节。手术当日，麻醉、输血、手术室及移植团队密切配合：供体侧完成部分肝脏切取，并进行低温保护与精细修整；受体侧在处理粘连、切除病肝后完成血管与胆道吻合。手术历时约6小时，移植肝血流灌注良好。术后在严密监测与规范治疗下，供体恢复顺利，受体也相继渡过出血、感染与排异等风险期，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 前景——以技术进步推动规范发展，让更多患者“等得到、用得上”。 活体肝移植的发展，为部分危重或等待风险较高的患者提供了更及时的选择，也体现出我国器官移植在精准影像评估、数字化手术规划与多学科管理上的持续进步。业内人士指出，活体移植必须建立在严格伦理审查、充分知情同意和系统风险评估基础之上，供体安全始终是首要前提；同时，围绕术后随访、免疫抑制管理与并发症防控的长期规范化管理同样关键。随着高水平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区域协作网络逐步完善，以及临床路径与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健全，活体肝移植有望在更规范、更安全的轨道上发挥更大作用，为终末期肝病患者提供更为多元、可持续的治疗通道。
这场生命接力不仅见证了一段“同‘肝’共苦”的夫妻深情，也说明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随着《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完善及数字医疗技术加速应用，“中国方案”正为全球器官短缺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全文共计12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