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江青给吕正操扣上“反革命”帽子，还让康生批了“马上枪决”。可周总理根本没听这一套，他直接指示北京卫戍区把吕正操收押起来。就这样，吕正操在卫戍区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文革结束才重见天日。吕正操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周总理是想利用卫戍区的保护机制，让那些造反派根本进不去抓他。周秉德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吕正操当时还满是感激地说：“多亏总理帮忙，我这命算是捡回来了。” 1967年刚一开始，卫生部的造反派就把钱信忠给关了起来。这位开国少将兼医学博士因为推行修正主义卫生方针遭人忌恨。但周总理心里清楚得很，赶紧去卫生部要人。他把造反派的头目叫来，先是假装怒斥钱信忠罪不可赦，接着就下令把人送到北京卫戍区去审查。那些造反派还傻乎乎以为周总理跟他们是一伙的，结果就把钱信忠押了过去。后来钱信忠跟周秉德说：“要不是总理下令把我关起来，我恐怕早就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一样被打死了。” 周恩寿是周总理的亲弟弟，早年在黄埔军校念书还入了党。但“文革”那会儿他因为脱离组织被人盯上了。江青直接把审查文件递到了周总理面前。周总理无奈只能亲笔批示逮捕，把周恩寿给送进了北京卫戍区。外面的人都觉得周总理太冷酷连弟弟都不放过，其实这就是周总理的高明之处。他心里明白要是不这样做反而会让弟弟死得更惨。后来周恩寿出狱后还跟女儿周秉德说：“多亏了你大伯把我这个小舢板拴在了大轮船上。” 1975年的时候，周恩寿终于从卫戍区出来了。他见到周秉德就忍不住抹眼泪说：“这七年我天天跟自己说我就是个小人物。”他还说在监狱里天天和那些部长级别的大官关在一起。幸亏有你大伯把我保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