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传播生态正经历一轮结构性重组。1月28日，在潮新闻&传播大脑三周年联合发布活动现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委会创会理事长张志安围绕“平台叠加数智技术”背景下的传播形态变迁发表观点。他认为，随着大模型等技术加速普及，信息获取路径从传统应用、搜索入口，转向以对话式交互为特征的新入口，媒体行业必须以更系统、更具战略性的方式重新审视自身角色与发展路径。 一、问题：入口迁移与场景融合，媒体“旧坐标”面临失效 张志安指出，传播形态变化可观察到从“生活中有媒介”到“生活在媒介中”，再到“媒介即生活”的演进趋势。与以往不同的是，新阶段的传播不再只是内容分发渠道变化，而是生产、服务与交互在同一场景中耦合，信息供给、用户决策与社会协同在更短链路中完成。对媒体来说，挑战不只在于“如何做内容”，更在于“如何进入用户的新入口、如何参与公共议题的形成、如何在多源信息中建立可信坐标”。 二、原因：技术成为枢纽，传播结构由“平台中心”转向“智能中心” 从技术侧看，近年来生成式应用的加速落地，使得大模型逐步具备多任务处理与跨场景调用能力，正在成为新的“统摄性枢纽”。这意味着，传播的关键节点从单一平台分发转向“智能调用—实时生成—交互反馈”的闭环结构。此外，内容供给的门槛下降带来海量信息涌入，权威信息、商业信息与碎片化表达同场竞争，用户注意力更加分散，信息甄别成本上升。张志安强调，如果仍沿用以平台分发为中心的旧逻辑，容易忽视智能时代“入口—场景—服务”合一的结构变化，从而在战略判断上失去先机。 三、影响：技术、资源、价值三重压力叠加，主流媒体迎来“生态型变革”考验 在他看来，过渡期的主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是技术维度的两难：既要把握关键技术与底层能力，避免停留在简单工具化使用；又要推动应用快速落地，形成可验证、可复制的业务场景，提升传播效率与社会服务能力。 其二是资源维度的重组：媒体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生态位，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协同，打通信息流、服务流与治理流。在公共事件处置、民生服务响应、社会风险预警等领域，媒体的能力不只是报道能力，还包括把信息转化为可执行协同的能力，这需要更强的组织协调与机制创新。 其三是价值维度的压力：在信息混杂、生成内容快速扩散的环境中，专业精神与事实核验的重要性被继续放大。张志安提出，主流媒体能否继续锚定真相、促进共识，将成为衡量其公共价值的关键尺度。媒体不仅要做信息提供者，更应成为价值驱动者与社会共识的促进者。 四、对策：以“技术应用+协同网络+价值坚守”重塑媒体新能力 围绕行业应对路径，张志安提出多项建议：一是主动拥抱数智技术，推动与新技术的“共生式”协作，在保持编辑判断、议题设置和事实核验优势的基础上，释放生产效率与服务能力；二是立足本地实践做深做实，把技术应用嵌入区域治理、民生服务与社会动员等具体场景，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解决方案；三是以改革魄力推进机制变革，依靠创新个体、整合创新网络、在真实业务情境中持续迭代，用制度与流程保障新能力长期生长。 在此次联合发布活动中，他也注意到一些行业信号：合作伙伴范围扩大，显示生态协作效应增强；技术应用更趋深化，垂直领域模型在专业文本生成诸上已显现可用性；战略指向更为明确，体现出对“生态型变革”的主动布局。 五、前景：从内容竞争走向“可信服务与公共协同”，媒体价值将回到“真相与共识” 面向未来，张志安判断，智能社会的传播常态将更强调沉浸式、交互式与服务化，媒体竞争也将从单纯内容供给，转向“可信信息+可用服务+可持续协同”的综合能力比拼。对主流媒体而言，优势不在于追逐流量，而在于以事实为基、以公共利益为先、以专业标准为纲，构建可验证的可信机制与可持续的社会连接，在关键议题上提供稳定、清晰、可依赖的公共叙事和行动支撑。谁能在新入口中建立权威坐标、在新场景中提供公共服务、在新秩序中守住价值底线，谁就更可能在智能时代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随着技术发展，主流媒体的转型已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创新中坚守价值内核、在变革中把握方向，不仅考验行业智慧，更将深刻影响社会信息环境。"智能媒体"与"责任媒体"的结合或将成为衡量转型成功的关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