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银行优先股“密集退场”现象引发市场关注。
自2025年下半年起，多家银行相继启动优先股赎回安排，进入2026年后，股份制银行赎回进程延续并出现新进展。
2月11日，光大银行第三期优先股“光大优3”完成赎回并摘牌，赎回规模350亿元，赎回后其优先股存量规模由650亿元降至300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光大优3”初始票面股息率为4.80%，在2024年7月重置后降至3.77%，相关年度已按重置后股息率完成股息发放。
紧随其后，平安银行公告拟于3月9日全额赎回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平银优01”，规模200亿元，赎回价包含当期应付股息。
一段时间内赎回规模的抬升，构成行业层面的新变化。
2025年12月，多家城商行集中赎回合计458亿元，形成阶段性高点；2025年全年已有多家银行累计赎回境内优先股金额超过千亿元。
与之对照，在2025年之前，业内开展优先股赎回操作的案例相对有限。
优先股曾在银行资本补充阶段扮演重要角色，境内市场银行优先股发行主要集中在2014年至2020年间，募集资金规模可观。
如今赎回提速，折射的是银行资本管理逻辑与外部环境的同步变化。
从“问题”看，银行经营面临的核心约束之一在于利率下行背景下净息差持续承压。
息差收窄意味着传统存贷利差对利润的支撑减弱，银行需要更精细化地管理负债成本与资本工具成本。
同时，监管层面对资本充足、资本质量与资本工具合规性的要求趋于严格，促使银行更加重视“资本是否足够、结构是否合理、成本是否可控”。
从“原因”看，优先股自身的成本特征与替代工具的发展，是推动赎回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部分存量优先股发行于利率相对较高阶段，票息水平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中显得偏高，与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之间的成本差异逐步拉大；另一方面，优先股股息在税务处理上通常不具备税前扣除优势，而一些替代性资本工具利息可计入税前成本，税后融资成本更具竞争力。
加之2019年后永续债等工具的供给扩大、发行方式更市场化、交易便利性与投资者覆盖面更广，客观上对优先股形成替代效应，使得银行在满足资本补充与监管计量的同时，有了更灵活、低成本的选择。
从“影响”看，赎回优先股对银行经营与市场预期具有多重含义。
其一，降低资本工具付息负担，直接减少财务费用类支出，在利润增速承压阶段有助于“稳盈利”。
其二，推动资本结构向更标准化、成本更低的工具组合演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与合规适配度。
其三，赎回行为也向市场传递出银行主动管理负债与资本成本的信号，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银行精细化经营能力的理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赎回并不等同于“去杠杆”，银行仍需在资本充足约束下统筹信贷投放、风险暴露与资本补充节奏，避免出现资本工具置换不顺畅带来的阶段性压力。
从“对策”看，银行推进优先股赎回宜与中长期资本规划协同发力。
一方面，建立以资本回报与风险权重为导向的资产负债管理机制，通过定价、结构和期限管理，稳定负债成本与息差水平；另一方面，科学安排资本工具的发行与到期结构，综合使用永续债、二级资本债以及内源性资本补充等方式，降低对单一工具的依赖，增强对市场利率波动的适应能力。
同时，信息披露应更聚焦赎回安排对资本充足率、盈利与股东回报的影响路径，提升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从“前景”看，优先股赎回节奏仍可能延续。
业内机构已提出，2026年或出现大型银行主动赎回境内优先股的情形。
综合判断，若利率维持低位、息差修复仍需时间，且资本质量约束继续强化，银行以更低成本工具替换高成本存量优先股的动因仍在。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对高分红、稳回报与稳健资本管理的关注提升，银行在“降本—稳利—补资本—控风险”之间的平衡能力，将成为影响其估值与竞争力的重要变量。
银行优先股的密集赎回，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理性调整和资本配置的优化升级。
在利率下行、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下，商业银行通过主动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既是对自身经营压力的积极应对，也是对监管政策导向的主动适应。
这一过程中，银行资本工具体系逐步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演进，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大型银行可能加入赎回行列，银行业资本结构优化将进入新阶段，这对于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