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卫城里“十八家指挥”里挤出来的陶洪家族，堪称记录威海卫武官世系时最靠谱的那块“金砖”。翻一翻康熙《威海卫志》，里头写着十六员指挥佥事，可市志和卫志对上名字的只有十二家，还有俩身份存疑。要想从九位指挥使和同知里头再扒拉出九位佥事凑成这“十八家”，简直跟在沙子里淘金一样难。好在陶洪家支脉齐全、事迹清楚。 据清光绪《文登县志》讲，卫城里除了周氏就数陶家有功状可查。这就说明早在永乐元年（1403），陶洪就已经带着家口迁到了威海卫。此后他们世代承袭军职，成了卫城里最耐打的佥事世家。 乾隆四十一年，族人陶易升成了江宁布政使。为了感谢婶母养育的恩情，他向乾隆皇帝奏请立牌坊，御笔写下“苦节天褒”四个大字。这座牌坊就立在卫城直街南段，当年可是地标建筑呢。 顺着清康熙年间卫城的老地图看，卫城东南角有条陶家巷（现在的红光路西段），就是陶洪家族老宅的地界。如今城里的南北竹岛、陶家夼、南小城、牟平埠后疃这些地方的陶姓人，多半都是这一支传下来的；还有些支脉先在蓬莱、海阳落脚，后来又从文登泊子散开去了百风口、东柳、西柳、文山等地。 我把光绪《文登县志》、康熙《威海卫志》还有漕运总督黄登贤写的《陶公墓表》这些材料拿来凑在一起补缺续断，才画成了这份世袭图谱。看着图就能把十六世的传承脉络弄得明明白白。 关于陶家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清光绪《文登县志》里卷八上的《陶承圣功状》；另外在清·康熙《威海卫志》的“历官”篇、清·乾隆《威海卫志》里的“指挥佥事”章节也都有相关说法；还有清·光绪《文登县志》卷九下的《漕运总督黄登贤〈陶公墓表〉》也值得一看；至于“优给与出幼袭职”这种细节则在后面的说明里提到了；而关于陶家还有些灾异和学校的记录散落在清·乾隆《威海卫志》卷一和卷三、以及清·光绪《文登县志》卷二上和卷十四里；最后还有一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也能找到相关线索。 现在去看看陶家夼和戚家夼这两个村子挨得很近的村口，石碑和老槐树还在那里。后人每当来这里凭吊时，总会想起那段军民同仇敌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