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传统音乐拿到现代社会里唱，或者用中国的老东西去作曲，早就不是突发奇想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行为。从用李白和杜甫的诗填词，做成那种叫“新古典”的曲子，到给苏东坡的词谱曲，再到央视“贺花神”节目把这种形式推到了大众面前，传统音乐已经用各种办法闯进了当代人听音乐的范围，而且在我们中国自己的方式里，显得越来越有魅力。 文化里的“中国性”要怎么变成能让人一看就懂的符号，还能让大家都知道？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这得经过两次大的转换。首先是听觉上的改变。好的符号一定要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中国的。比如拿李白的《静夜思》来作曲，创作者没那么简单地直接用老调子，而是把古典诗词里的韵律节奏抠出来，跟现代流行音乐的调子拼在一起。像古琴、箫这种老乐器的声音，也被放在了电子音效和现代编曲里，通过调快节奏或者换种音色，让古时候的意象能跟现在人的耳朵接上茬。苏格拉底说过，没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没意思的。同样，不经过改造的传统文化也很难传下去。拿屈原的《九歌》来做蓝本的歌，把楚辞里那些美的想象跟现代音乐拼合起来，符号就在这种改变里活过来了。 然后是意义上的改动。光把曲子改了还不够，还得把背后的意思重新理清楚。像拿苏轼的《水调歌头》来填词的歌，原来的意思先放下，得有个新的定调方式。现在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曲子，让以前那种意境有新的说法；二是通过音乐语言来当桥梁，把古代的说法转成现在的说法。这种翻译不是单纯迁就一方，而是通过重新组合，让大家都能听得懂。 传播的效果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能不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是中国的感觉。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民间音乐元素在流行歌里经历了去中心化、互文性还有符号解构的过程，同时又在旋律、节奏、唱腔和语言上重新组合，让流行歌更丰富了。拿《诗经》的四言句或者李白的诗风来改编成摇滚或者民谣，其实就是用音乐在做文化翻译，给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播提供了样板。 另一方面是能不能打动人心。比如拿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那种豁达的精神做内核写歌，能让现在的人面对困难时心里有共鸣；拿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那种忧国忧民的心思当底色写歌，能让人想起现在的社会问题。听的人说“DNA动了”，其实是想说那种超越理性分析的、从骨子里出来的共鸣。钱学森先生说过艺术能让人学会用更广阔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当科学家探索精神的题材被用在音乐里，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当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思想被放进中国音乐里，传统符号的边界就被不断拓宽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尝试都成功。现在创作里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好多人只顾着抓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把传统文化弄得太碎或者太花哨；另一个是有些作品虽然形式挺新但缺乏深度思考和精神内核。如果只知道用华丽的手段来装酷却没什么实在的东西，那就是华而不实；如果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和人文关怀就会显得空洞无物。 要想真正让传统文化活在现代社会里并且有效果，必须要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宽广的心胸。这需要我们在做符号转换的时候不光盯着外表还要深挖内在意义。艺术家要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审视自己的作品是否有真正的价值；要像苏轼那样有情怀有气度；也要像钱学森那样有理性探索精神。这样才能做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来。 比如央视“贺花神”节目用的方式就很值得借鉴。它不仅把花神的故事讲得好听还结合了现代的科技手段；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里的仪式感又赋予了新的活力；它没有让老东西变成死板的标本而是让它们在新的语境里焕发出新的光彩。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转化方式。 再比如用《静夜思》来改编歌曲的时候虽然换了新调子但依然保留了古典诗词的韵味；用屈原的《九歌》来创作时也保留了那种瑰丽的想象；用苏轼的词谱曲时也保留了那种豁达的精神。这说明在保持传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总之，把传统文化的内核装进现代流行音乐的外壳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思考去实践去探索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且产生长远的影响。 最后还想强调一点：符号转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传播效果不是终点而是过程；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里继续发光发热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