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科技竞争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长期增长动能的新兴支柱产业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国资央企处在国家战略布局和关键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既要稳增长、保安全，也要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形成示范带动作用。但在实际推进中，部分企业在赛道选择、研发投入结构、成果转化效率以及体制机制适配诸上仍有不足，制约新兴产业从“点上突破”走向“体系成势”。 原因——新兴支柱产业技术门槛高、投入周期长、协同复杂，决定了不能靠简单复制、短期冲刺，更不能用“跟风式投资”代替系统能力建设。一方面，不同行业央企资源禀赋、技术积累、应用场景和风险承受能力上差异明显，定位不准容易导致同质化竞争、资源分散，甚至出现低效重复建设。另一上，新兴支柱产业以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工程化能力建设对持续研发投入提出更高要求；同时，研发与市场之间仍存“最后一公里”，如果场景供给不足、应用验证不畅，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更深层看，传统管理方式与激励约束机制与新产业快速迭代、人才密集的特点不完全匹配，也会削弱创新活力与效率。 影响——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既是发展任务，也是安全要求。新兴支柱产业一旦形成规模与体系，将在稳就业、扩投资、促消费中带来新的增量空间，并通过技术扩散带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链韧性增强，也将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对国资央企而言，这个过程将推动其从以要素投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继续强化“国家队”在战略科技与产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对策——围绕会议部署，国资央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需把握三条主线。 第一，坚持因企制宜，突出差异化布局与精准化投资。企业要立足主责主业和比较优势，按照“技术基础—资源能力—场景条件—商业可行性—风险边界”的逻辑选择主攻方向，形成可衡量、可兑现、可滚动优化的路线图。高端制造基础较强的企业，应聚焦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工艺、关键装备与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持续深耕；数字化能力突出、场景资源丰富的企业，可在算力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应用等方向寻求突破，避免一哄而上、盲目铺摊子。国资委正在研究起草涉及的工作文件，有望在重大项目组织、领军企业培育、关键领域突破和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等上形成系统牵引，为中央企业提供更清晰的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引。 第二，把科技创新作为“底座工程”，既重投入强度，也重转化效率。研发投入是能力建设的起点，但不是终点。数据显示，央企研发投入强度已达2.86%，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但与研发投入强度更高的企业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下一步既要优化投入结构，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基础软件与工业基础、绿色低碳技术等保持稳定投入，也要改进科研组织方式，强化跨企业、跨领域协同攻关，减少重复研发和“各自为战”。同时要把场景作为连接技术与产业的关键抓手。加快场景培育与开放，有助于打通两类堵点：其一，打通内部协同，推动央企间共建共享应用平台、测试验证环境和标准体系，形成合力；其二，打通市场验证，让研发成果更大范围、更复杂工况中迭代验证，提升产品化、工程化能力，推动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的贯通。 第三，以深化改革激活机制红利，形成与新产业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会议提出要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加强薪酬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监督体制，深化“一企一策”分类考核，提升穿透式监管力度和监管实效。面向新兴支柱产业，考核体系要更突出长期价值、创新贡献和产业带动，既避免只看短期利润带来的“短视化”，也避免只追规模忽视效益造成的“低效扩张”。在人才与激励上，要更好契合科技创新规律和新产业特点，完善中长期激励、容错纠错与合规边界，支持企业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前沿探索与工程验证。监管层面要在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把握平衡，通过穿透式监管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质量，确保资源投向能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方向。 前景——随着相关工作文件研究推进和配套改革举措落地，“十五五”时期国资央企产业布局与发展方式有望出现系统性调整：从重资产扩张转向“技术—场景—生态”协同；从单点突破转向产业链群与创新体系联动；从项目导向转向能力导向与长期导向。可以预期，新兴支柱产业将成为国资央企提升核心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支撑。
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不仅关乎企业竞争力，也是国家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的重要选择。国资央企需以长期视角推进创新布局与改革举措，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形成更强支撑力与带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