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渔隐和林斤澜、汪曾祺、汪氏还有王蒙都是那个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我做《中国城乡金融报》副刊编辑的时候，常给他们打电话约稿。 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报纸这块发展得挺快，副刊成了联系作家和读者的好地方。为了请人写东西，报社给我批了钱，不管什么稿件都能给到一百到两百块，这个价钱在当时算是挺大方了。汪曾祺当时也没架子，先给我投了个小说手稿《名士与狐仙》，后来又把另一篇小说《不朽》也寄来了。林斤澜听说报纸风格偏文艺，他自己主动写了个儿童题材的故事寄过来。王蒙那会儿忙着写长篇小说，虽然婉拒了我发过去的约稿信，但也能看出他心里对文学传播还是挺上心的。 《名士与狐仙》这个故事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是汪曾祺根据自己家里的经历写的。他以前跟我说过，他的小说都有原型，绝对不会干那种“沙上建塔”的事。小说里的主角杨渔隐，其实就跟汪氏母系家族高邮杨家的人长得挺像。杨家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院子里的木香花还有石头鼓这些东西，汪曾祺平时写诗作文的时候都提过，写小说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搬到了场景里去。这种写法既有生活气又有故事性，特别能看出他“融入日常、关怀人情”的写作态度。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请汪曾祺给副刊题了个名字叫“文苑风”，他还送了我一幅画墨菊的画，落款写着“为中国城乡金融报副刊作”。可惜那时候大家都没怎么在意这些手稿和书画该怎么保存，这些东西印到报纸上以后就没人管了，估计早就当成普通文件处理掉了。九十年代办报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很多作家的笔迹和信札在出版流程里就弄丢了，现在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大家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都强了不少，很多地方都有专门的文学史料馆或者作家手稿库。建议那些报纸单位好好整理一下过去的老档案，把那些珍贵的手稿和信笺都找出来归档保存下来。最好再找编辑、学者还有作家的后人聊聊天录录音，把那些已经没了的往事给补全补上。 我从41岁开始做这份工作到现在63岁了，这二十多年的经历让我感触特别深。汪曾祺的书一直有人再版研究证明了好作品的生命力有多强。咱们以后得把报纸副刊的历史和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好好研究研究，把散落在个人记忆里的那些片段变成大家都能看的公共文化资源。 从一篇发黄的旧报纸上的小说到一位编辑二十年的回忆里头藏着的不光是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段没怎么被人写下来的交往史。现在的媒体变化太大了回头看以前的纸媒时代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抢救这些记忆不是为了光补材料也是为了找回那种诚恳朴素的生产方式提醒咱们文学不光是文字本身还在电话信回信还有那些不小心弄丢的画作里更在一代代人守护的精神世界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