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地区仍面临群众诉求多元化与治理精细化之间的矛盾：村级议事协商效率不高，村规民约执行力度不足；部分地区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有所反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矛盾易发多发；烟花爆竹、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存在季节性、聚集性风险。 调研中，张振亚走访村党群服务中心、农户和商铺——与干部群众交流——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是群众工作不够深入，部分诉求未能及时解决；二是移风易俗涉及传统观念和现实利益，缺乏持续引导易出现反复；三是基层治理体系存在短板，公共设施维护、文体活动组织等工作缺乏常态化机制。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增加矛盾化解成本，削弱村级自治能力，影响乡风文明和公共安全，进而制约乡村发展和群众获得感。尤其在人员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小问题可能演变为更大社会风险。 张振亚强调，“三问三解三见面”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的关键。要始终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群众诉求有人管、矛盾有人解，以实际成效提升基层公信力。 针对移风易俗，要推进观念转变，倡导低价彩礼、简办婚丧，遏制铺张浪费。对家庭邻里矛盾，需提前排查、分类化解。在公共安全上，要加强烟花爆竹、消防、交通等重点领域监管，压实责任，形成闭环管理。 制度上，要完善“三委五员一约四会三组六权”基层民主管理体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动村级事务公开透明。利用节会、文体活动等场景，融入政策宣传和安全教育，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此外，要建好公共设施管理、文体活动组织、法治宣传三个小组，发动群众参与，确保设施有人管、活动有人办、宣传有人推，延伸治理触角。贾茂林、崔永平一同调研。 随着“三问三解三见面”行动与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治理模式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从“干部主导”转为“群众共治”。下一步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可持续的工作机制，以文明乡风夯实基层基础。
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影响乡村振兴质量。临洮县的实践表明，只有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推动资源下沉，才能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这场移风易俗的变革，正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西北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