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一代智能终端进入“入口之争”的关键阶段。 全国两会正进行，围绕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的讨论持续升温。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将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电脑、人工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政策推动同频共振的，是产业现实的迫切性：人工智能手机从“功能叠加”走向“系统级能力重构”，正在成为技术走向大众的核心载体，也把产业带入新一轮国际竞争与生态重塑的关键节点。 原因——技术跃迁叠加生态壁垒，竞争从“单点能力”转向“体系能力”。 从技术演进看，人工智能大模型、端侧算力与操作系统能力的融合，使手机不再仅是应用集合，而是可能具备任务理解、规划与执行能力的“系统级智能体”。全国人大代表、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苗伟认为，该变化具有类似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的迭代意义：当手机能够在系统层面调用多类工具、跨应用执行任务，人机交互将从“指令式操作”转向“目标式协作”，终端形态与使用习惯都可能发生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科技企业正加速将模型、平台、服务与开发者体系打包，形成“生态锁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场主体研究院院长屈庆超指出，全球头部企业通过预装服务、默认引擎、云端订阅等方式强化平台控制力，竞争焦点已从单一产品性能扩展到标准、入口、开发者与数据治理等综合能力。谁能率先建立可持续的生态体系，谁就更可能把阶段性领先转化为长期优势。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涉及的创新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产业链配套与应用场景丰富，但仍面临若干结构性挑战：其一，核心能力从“应用层创新”转向“系统能力创新”，需要芯片、操作系统、模型、工具链与安全体系协同；其二，新型系统级助手可能改变既有流量分配和商业模式，生态磨合不可避免；其三，治理规则与产业发展节奏如何匹配，直接影响创新活力与市场预期。 影响——重塑终端产业格局，也对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对消费者而言，人工智能手机若实现更可靠的端侧处理与隐私保护，有望提升效率、降低操作门槛，推动公共服务、适老化应用和无障碍体验升级。对产业而言，其价值不止于“卖一部手机”，更在于带动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模型推理、云边协同以及内容与服务供给升级，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另外，生态重构也将带来利益再平衡。全国政协委员、国曜琴岛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连祥表示，系统级智能体的突破可能对传统应用分发与流量生态产生影响，但只要未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明显损害，应给予创新更大包容空间，避免因局部利益受损而压制技术进步。 在安全与合规层面，智能体具备更强的“行动能力”，对数据边界、权限管理、内容安全与责任认定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跨应用调用、自动化执行等场景中，必须明确授权机制、可追溯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确保“可用、好用”与“安全、可信”同步推进。 对策——以政策引导、生态协同与包容审慎治理形成合力。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把握战略窗口期，既要支持企业做强做优，也要建立与新业态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全国人大代表、招商局资本董事李引泉结合自身使用智能助手的体验表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走在前列，得益于本土企业长期积累。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在研发投入、应用落地、市场拓展诸上予以支持，稳定产业预期、增强创新信心。 一是强化创新驱动与产业协同。围绕端侧算力、操作系统能力、模型推理效率、工具链与开发者平台等关键环节，加快形成“软硬一体”的系统能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提升规模化落地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 二是加快生态建设与标准布局。面向跨设备协同、多模态交互、权限调用、数据接口等领域，推动行业共识与技术标准形成，提升开放兼容水平，壮大开发者与服务供给，避免碎片化竞争削弱整体效率。 三是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原则。李引泉认为，监管往往滞后于技术演进，应把握节奏与力度，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留出试错空间与创新空间。对涉及隐私、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安全、深度合成标识等领域，可通过分级分类管理、沙盒机制、红线清单与事后追责等方式，提高治理的精细化与可操作性。 四是面向全球竞争提升规则对接与风险应对能力。面对各地区加快推出合规标准的趋势，企业在“出海”与国际合作中需提前布局合规体系、数据跨境与知识产权策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与市场中的韧性。 前景——从“产品更新”走向“生态突围”，关键在于把先发优势做成体系优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达到较高水平。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未来两到三年将是人工智能手机从“尝鲜期”进入“普及期”的重要窗口，竞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模型能力，更取决于软硬协同、生态开放、安全可信与规模化服务能力。谁能率先建立稳定的开发者体系、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并赢得用户信任，谁就能在新一轮终端变革中占据主动。
智能终端的竞争，本质上是系统能力与生态体系的较量；此次两会围绕AI手机的讨论，既直面了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也传递出把握技术变革窗口的明确信号。如何在开放合作中做强自主创新，在规范发展中保持市场活力，将是未来产业政策需要持续权衡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