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宝十一载（752年）那个秋天，旅居长安的高适，在城东的灞桥和城西的渭城，亲历了一次次送别。这些分别的人中有被迫离开的，也有去边塞追求功名的。不久后，高适被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举荐担任骁卫兵曹兼掌书记，开始了前往陇右的旅程。这次西行标志着他仕途的腾飞。生活在最辉煌盛唐时期的高适，在众多风格多样的诗人群体中并不太引人注目。和李白、杜甫、岑参等人的活跃期重合，他的光芒容易被掩盖。另外，高适既不像李白那样有超凡脱俗的才情，也没达到杜甫那种悲天悯人的境界。孟浩然有冲淡之美，而王维给人空灵之感，高适也没有这种特点。甚至比起岑参的肆意洒脱，他显得有些保守。《旧唐书》记载他年轻时懒散不拘小节，喜欢谈论治国大略，看重功名和节义。这种强烈的追求让他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但这也说明他有政治军事才能。诗人们评价高适不如别人容易亲近，因为他的诗歌更多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不如意与雄心壮志。这年秋天，高适在长安写下不少送别诗。春天他辞去了难得的封丘尉职务后就来到长安谋求入仕机会，这次他确实改变了命运。天宝十一载这场送别与长安交汇的情境中可以发现很多细微之处。《送李侍御赴安西》写的是诗人用辞简洁地勾勒出友人远行的画面。诗句“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化用庾抱诗句，但感情却截然不同。庾抱因时局动荡而感到悲凉和怨恨，李白则洒脱地结束了聚会。而高适这首诗则流露着对世俗功业的追求。李侍御是前往安西担任幕僚的监察御史。 这首诗把送行场面描写得生动而简洁：“对飞蓬”“金鞭指铁骢”给人一种缱绻与俊爽并存的感觉。这句“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很容易让人想起庾抱的“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和李白的“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庾抱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他与友人分别时充满悲愁；李白则更加洒脱豪放；高适则是在对功业的追求中夹杂着心事。“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列举了几处地名：虏障是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地，燕支山是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支脉。“秦城”借指咸阳也即长安。从辉煌而壮志难酬的长安到遥远而可封侯的安西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虽然高适自己还不知道年过半百的他将迎来重大转机，但他还是希望友人此行能顺利归来。这种劝勉体现了盛唐诗歌雄浑激越的风格。 在送别题材上高适不像其他人那样哀伤低沉而是充满豪气与抱负。 无论后来如何变化莫测这种进取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