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未成年人保护进入“多场景叠加”新阶段。
随着社会流动加快、网络空间深度融入未成年人生活，以及家庭教育、校园管理、社会治理等环节的交织影响，涉未成年人案件呈现类型多元、链条更长、成因更复杂的特点。
既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犯罪，也有监护缺失引发的民事纠纷、教育管理与行政执法相关争议等。
如何让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同向发力，成为基层治理和司法实践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原因——“分段治理”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黄海龙代表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综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更利‘六大保护’相融互促”的表述指出，单一类型案件的处置往往只能解决表层矛盾，而未成年人权益受损背后常伴随监护失责、校园管理漏洞、网络沉迷与不良信息侵袭、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管理等深层问题。
若缺乏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处置，容易出现“案件办结、问题未解”的治理断点，导致风险反复。
影响——司法不仅要定分止争，更要推动源头治理。
黄海龙表示，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应通过个案办理及时识别保护落实中的突出性、系统性、普遍性和源头性问题，形成可供治理参考的司法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协同整改。
综合审理机制能够在同一框架下统筹考量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与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因素，既提高裁判尺度一致性，也有助于将保护措施从“事后救济”延伸到“事前预防”，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支撑。
对策——以协同保护与法治教育双轮驱动，推动“严”与“暖”相统一。
广西法院近年来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打造“壮志少年”法治宣传品牌，通过以案释法、情景课堂、模拟法庭等方式，引导未成年人知法守法、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针对边境地区实际，广西法院结合当地优秀民族文化习俗打造“边境特色法治课堂”，让青少年在熟悉的文化语境中理解法律规则与行为边界，增强规则意识与底线思维。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面，黄海龙强调，要在打击犯罪的“严”与守护成长的“暖”之间把握尺度，坚持依法惩治与教育挽救并重。
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严惩治，明确法律底线，避免形成“以未成年为由逃避责任”的错误预期；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适用非监禁刑、轻刑等措施，并注重矫治帮扶、家庭教育指导与社会支持衔接，帮助其回归正轨，降低再次违法风险。
前景——以综合治理提升保护效能，推动形成更立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黄海龙认为，下一步应进一步强化司法与行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力量的协调联动，完善线索发现、风险评估、分级干预、跟踪回访等闭环机制，推动“六大保护”从“各自发力”走向“同题共答”。
同时，在总结典型案件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涉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审判与工作机制建设，用更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把保护落到细处、落到实处。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其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长远发展。
广西法院的实践表明，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司法机关的主动担当，需要教育、预防与惩治的有机结合，需要法治观念在全社会的深入树立。
通过坚持依法行使审判职能，创新法治教育方式，完善保护机制，人民法院正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加有利的法治环境，这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