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赛迪论坛北京举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但其风险呈现多层次、多场景、跨边界特征，亟须以更前瞻、更系统的治理方式回应现实挑战。 问题：风险多源叠加与治理“时差”凸显 王江平认为，人工智能风险可分为内生风险、应用风险与衍生风险三类。内生风险主要来自技术与数据底座，包括模型输出不确定、数据偏差引发的误导性结果、价值取向偏移，以及算力与能耗约束带来的可持续压力等。应用风险则在场景落地中集中显现，既包括内容领域的深度伪造和信息污染，也涉及自动驾驶等进入物理世界后的安全边界问题，同时还可能带来沉迷依赖、就业结构调整等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衍生风险更具外溢性与全球性，随着系统能力增强，可能引发主权博弈、技术门槛导致的发展差距扩大，甚至出现由少数领先主体单向塑造价值标准的隐忧。 他指出，当前治理的核心难点，是技术创新呈指数级演进，而政策、标准与监管往往循序渐进，导致规则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出现明显“温差”和“时差”，既可能抑制创新活力，也可能在缺乏约束时诱发无序扩张。 原因：理念分化、短期驱动、文化偏差与规则阵营化 围绕治理困境，王江平梳理了四上原因：一是理念层面容易陷入“要发展还是要控制”的二元对立，忽视人工智能兼具工具性与系统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并存的复杂特征。二是实践层面存短期行为倾向，在竞争加剧与资本驱动下，部分主体更关注速度与市场，弱化了对安全、伦理与社会长期影响的评估与投入。三是文化层面存在视角单一问题，一些模型与治理框架以特定价值和利益为中心，难以满足多元文化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客观上加剧了技术可及性差异。四是规则层面出现阵营化倾向，地缘因素使技术治理被工具化，全球协同机制推进难度上升。 影响：风险向宏观领域传导，安全与发展面临双重考验 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并非局限于技术圈层，而是可能通过产业链、信息链和社会运行机制向外扩散：在经济领域，错误内容与虚假信息可能扰动市场预期与商业秩序；在公共治理领域，深度伪造与自动化传播可能放大舆情风险；在民生领域，人机交互的沉迷问题与就业结构调整需要配套政策承接；在国际层面，技术扩散与应用边界若缺乏共识，可能放大安全不确定性。如何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议题。 对策：以“立规矩、定生涯、定使命”为牵引构建系统治理 针对如何治理人工智能，王江平提出“立规矩、定生涯、定使命”的思路，并强调理念、技术、法规要共同推进。 “立规矩”重在明确边界与底线。他指出，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必须纳入法律、规范与标准框架之内，推动规则从原则性要求走向可执行、可验证的制度安排，促进技术创新在可控轨道上运行。 “定生涯”强调用途导向与价值回归，即人工智能应聚焦解决产业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更好解放人类、服务公众，而不是简单追求替代效应，避免以技术指标替代社会效益评价。 “定使命”则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根本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根本利益与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人机对齐”的重要性，认为不仅要做价值对齐，还应推动文化、制度与哲学层面的对齐；同时，对齐应是动态过程，能够随社会价值观、法律法规与公共需求变化而持续校准。 在治理体系建设上，他建议形成企业自律、社会监督、行业监管、司法兜底“四位一体”的闭环机制：企业要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行业组织要推动标准与评测体系建设，社会监督要提升透明度与可问责性，司法体系要为侵权与违法行为提供明确救济路径与最终约束。 面向全球发展不均衡问题，王江平呼吁通过开源共享、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等方式缩小国家、地区与个体之间的“智能鸿沟”，让技术红利更广泛惠及不同群体。在国际层面，他建议加强协调合作，围绕深度伪造、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人工智能与生物、核等敏感技术结合的风险扩散等议题，推动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共同应对框架。 前景：以法治化、体系化、以人为本引领产业健康发展 多位与会代表认为，人工智能正处于从“能用”走向“好用、可信、可控”的关键阶段。未来一段时期，围绕标准体系、合规评测、数据治理与责任划分的制度建设将明显提速；产业生态也将从单点突破转向软硬协同、场景牵引与安全能力内生化。，国际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并存，谁能率先建立兼顾创新效率与风险治理的制度优势，谁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
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发展，更是对人类社会智慧的考验；只有建立包容的全球框架，才能确保技术创新真正造福人类。这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