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首次授衔该历史节点上，徐向前与陈赓这对黄埔军校同期校友的军衔差异一直备受关注。梳理其中原因，不仅关系到对两位将领的理解，也能看出当时我军将帅评定标准背后的历史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样战功卓著的两位革命家，为何最终获得不同级别的军衔？从现有史料看，主要取决于三个上：红军时期的军事贡献、根据地建设成就，以及所处的战略指挥层级。徐向前自1929年进入鄂豫皖苏区后，长期处武装斗争前线。他率300余人的红31师，以灵活战术多次打破敌军“会剿”，并逐步发展出约3万人的红四上军，先后创建鄂豫皖、川陕两大根据地。这种“从小到大”的建军与根据地开创经历，契合元帅评定中“战略区主要创建者”的关键标准。相较之下，陈赓的革命经历更为特殊。1927年南昌起义负伤后，他奉命转入上海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长达四年。这段经历对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使他错过了1928—1931年红军扩编与建制完善的关键阶段。1931年归队时，红四方面军已形成较完整建制，陈赓从团长等基层主官岗位起步，与已担任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职务层级上拉开差距。此后，陈赓两次重伤及被捕经历，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他继续进入更高层级战略指挥岗位的机会。授衔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取向。当时授衔工作尤其看重红军时期的奠基性贡献，徐向前在这一维度上优势明显。解放战争期间，他带病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地方部队歼灭阎锡山部25万人，体现出突出的指挥能力；而陈赓率陈谢兵团转战中原、西南，同样战果显著。但按照“重历史贡献、看全程表现”的评定原则，红军时期的建制性与开创性贡献仍是影响最终认定的重要因素。军事科学院有关研究指出，开国将帅评定并非简单按战功累计，而是对革命者长期表现作整体衡量。十大元帅中，九位曾担任红军三大主力上军级指挥员，这一事实也反映出历史资历评定中的分量。徐向前以红四上军代表身份进入元帅序列，既是对其个人功绩的认可，也体现出对各战略区历史贡献格局的统筹考量。
历史评价从来不是单一尺度；徐向前的统帅资历与根据地开创贡献，陈赓的战役指挥能力与隐蔽战线担当，都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支撑。理解1955年授衔的制度逻辑，重点不在于比较谁“更值得”，而在于把握国家对军事贡献的整体认定方式：既肯定开创之功，也尊重奉献之勇，并在完整的历史坐标中理解英雄人物的真实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