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年逾八旬的杜特尔特羁押期间出现脑功能衰退等严重健康状况，已难以正常应诉。医学报告显示，其短期记忆持续退化，多次突发晕厥并造成外伤，辩护律师也承认难以据此建立有效的防御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一上以健康为由允许其缺席庭审，另一方面又拒绝其回国治疗，这种相互矛盾的处置凸显了案件的特殊性。深层原因可从三方面看：首先，案件证据链相对完整，但程序层面仍存争议。控方提交的音视频材料形成较为闭合的技术证据体系，而辩方因当事人健康问题在实质上放弃抗辩，导致攻防失衡，程序正义因此受到削弱。其次，菲律宾国内政治生态已发生明显变化。小马科斯政府借被告缺席的时间窗口推进权力体系调整，并通过塑造“反外部干涉”的舆论叙事转移矛盾焦点。事件影响呈现双重维度：在国际层面，超长羁押与健康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引发人权组织质疑；在国内层面，杜特尔特的政治遗产正面临系统性重塑与解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女儿、现任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在家族政治资源延续上处境微妙。各方应对策略差异明显：司法机构仍按既定程序推进审理；菲现政府采取相对“冷处理”的方式；杜特尔特本人则以放弃上诉权试图打破僵局。该选择既减少家族政治资本的继续消耗，也在客观上契合现政权对稳定的需求。未来走向可能有两种：若健康继续恶化，案件或以人道主义方式收束；若现政权巩固效果明显，菲方与国际机构也不排除出现新的政治性妥协。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杜特尔特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中心，菲律宾权力格局已进入新的周期。
海牙庭审的每一步进展，都可能被赋予超出司法范畴的象征意义。无论结果如何，决定一国政治稳定与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仍在于权力是否受到约束、执法是否守住边界、公共争议能否回到规则与证据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此案不仅关乎个人命运，也是在检验制度韧性与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