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搞了个研讨会，大家伙儿在这儿扒开历史，看看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迁徙。当时咱们东部的大城市都让日本人给占了，高等教育和科研眼看就要断了气。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眼睛一亮，心想长江边上的那个偏僻小镇李庄，说不定能救咱们这一口气。 你猜怎么着？同济大学的师生搬了五次家、校舍被炸了三次都没找着地儿落下来，最后收到了李庄士绅发的一封电报，上面写了十六个字：“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短短十六个字，彻底把战时知识分子的命运给拐了个弯。咱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条件有多差，但是大伙儿的心气儿特别足。他们背着甲骨、档案这些宝贝，一路沿着滇黔公路那陡峭的山路往西南走；学者们拖家带口跑了好几千里地，就为了找个地儿继续搞学问。 据史料记载，李庄原本也就三千来号人，六年时间里硬是挤进了一万两千多名师生和科研人员。人一多问题就来了，吃穿住用都得靠地方接济。这时候当地老百姓挺大气，把自己庙里的神位都请出去了，腾出地方改成教室和实验室。你说那时候的油灯多昏暗？就在这种环境下，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人还在写《中国建筑史》；董作宾借着史语所里那点煤油灯光，硬是把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大作《殷历谱》给写完了；李济也在张家戏楼改成的临时工作室里忙着整理安阳殷墟的陶器标本。 还有夏鼐在田野里搞考古，梁思永带病写完了《侯家庄王陵区发掘报告》的关键章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在破烂屋子里修文物……这些成果不光是战后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底子，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咱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专家们说了这段历史挺有意思，有三方面的价值：一个是老百姓的“文化担当”；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报国”；还有一个就是危难时刻大家的“文脉相承”。 纪录片里放了好多信、日记和照片，把这段历史的原貌给还原了出来。八十多年过去了，李庄的宫观庙还留着当年的办学铭文呢。 这部片子不光是回忆过去的事儿，也是在告诉咱们：一个民族要想复兴不光得有钱有物，更得把老祖宗传下来的精神文脉给守住。现在咱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还得靠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撑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