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就业格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被替代的工作岗位数量将达9200万个。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最新发布的《2025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达54.2万台，较十年前增长超一倍。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新技术对传统就业结构的冲击力度。
在我国，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制造业流水线工人、文书助理、初级会计等职位受冲击影响较大，由此引发的供需错配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面对这一新形势，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推出重点行业就业支持举措，并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文件。
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就业稳定工作的高度重视。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这为我国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
然而，当前我国就业制度与政策体系的优化进程仍然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公丕明指出，现有体系难以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生态系统性重塑进行前瞻有效的应对。
从制度层面看，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存在明显短板。
劳动者在社会保障及职业安全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存在缺失，算法管理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工作强度与绩效评估的公平性质疑，但相应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
从监管层面看，就业风险的综合治理机制也存在不足。
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岗位替代、技能过时等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及快速响应机制尚未健全，跨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仍需完善，难以对结构性失业风险进行早期干预。
应对人工智能冲击不能仅从消极防守的角度出发，更要激发其就业创造效应。
公丕明表示，要注重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等新兴产业，通过加大投资支持、落实研发激励与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拓展就业增长点。
这种积极的产业导向有助于形成新的就业增长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就业替代的社会后果。
他指出，如果任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发地替代就业岗位，被替代的劳动者将大规模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这不仅会造成整体生产率降低，还会导致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下降，进而扩大全社会的收入差距。
为此，蔡昉提出了创造"鲍莫尔类型岗位"的思路，即在生产率分享和社会需求扩大的合理范围内，创造出更多有社会需求的岗位，使新岗位的报酬水平与生产率水平相脱钩，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重新配置。
在健全制度框架方面，公丕明建议要制定人工智能规范与监管的原则和政策标准，强化对新兴行业劳动关系的监管，避免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问题。
同时要鼓励企业探索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更合理的工作制度，完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及时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这些举措旨在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
技术进步不可逆，关键在于治理与发展同向发力。
以稳岗扩容提质为主线，把风险预警、技能提升、规范监管与产业培育统筹起来，才能在变革中稳住就业、提升质量，让新技术更好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