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社会手工业管理的典型案例，宋代军匠制度保障国家工程运转的同时，也清晰暴露出强制役使与阶层压迫的问题。史料显示，该群体多由配隶罪犯、改编转岗的士兵构成，长期承担铸币、宫室营造等高强度工作，却始终处在军政体系的最底层。制度设计体现出鲜明的中央集权特征：枢密院统筹全国军匠调配，三司负责具体事务；地方名义上由转运司与州监军统辖，实际管理更多落到各手工业作坊。垂直管理模式强化了官府对核心技术与产出的控制，但也使基层军匠长期面临口粮被克扣、行动受限等结构性压迫。经济层面体现为矛盾效应。军匠生产的官营瓷器、玉器等产品工艺水准普遍高于民间，在客观上推动了商品流通与对外贸易。《宋会要辑稿》记载，汴京官窑年产青瓷超过十万件，部分精品还经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但由此带来的收益与技术红利并未惠及匠人阶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诸路作院匠户逃亡者众”的记录，反映出制度剥削下的生存压力。历史学者认为，该制度留下了双重遗产：一上为元明时期工匠世袭制度提供了可参照的模式，另一方面其高压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与社会流动。南宋临安兵器作坊推行的“匠籍”登记制度，被认为与明代匠户劳役制度存在直接传承关系。若与同时期欧洲行会制度对照，差异更为明显：宋代军匠完全隶属于军政体系，缺乏自主定价与技艺传承的权利；而佛罗伦萨羊毛工会的工匠已能参与薪酬谈判。制度环境的不同，也为“为何工业革命未在技术积累深厚的中国率先发生”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
宋代军匠制度是一面镜子：它既呈现了官营手工业在财政、军备与工程建设中的组织效率与技术成就，也照见了劳动者在身份束缚与高强度役使下的艰难处境。历史的启示在于，治理与发展不应只追求动员能力，更要守住人的基本尊严，在制度约束与个体权益之间建立更稳妥的平衡，让技艺的进步不以压抑与不公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