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欧亚大陆上，横跨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政权之一；但比疆域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汇聚数十个民族、信仰各异的帝国，依靠一套名为“米利特”的制度，维持了长达六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史料显示，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新生的奥斯曼帝国很快面临治理难题。新都伊斯坦布尔聚集着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教徒等多元群体，巴尔干半岛又分布着十余种语言和教派。面对这样的文化拼图，单纯依靠同化政策显然难以奏效。 帝国统治者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务实传统与伊斯兰法治结合，建立了分级管理体系。不同宗教社群被划分为独立的“米利特”，其领袖经苏丹任命后，获得税收、司法、教育诸方面的自治权。东正教大主教可依据《圣经》裁决民事纠纷，犹太拉比能按《塔木德》处理遗产分配。这种近似“一国多制”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 研究认为，制度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把握了平衡：既维持伊斯兰教的主体地位，也为少数群体留出制度化的生存空间。16世纪旅行者的记录提到，伊斯坦布尔街头教堂钟声与清真寺宣礼并存，不同信仰的商人在大巴扎自由交易。放在当时欧洲宗教战争频发的背景下，这种相对共处的景象尤为罕见。 不过专家也指出，米利特制度并非没有代价。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后，原本按宗教划分的界线逐渐固化，反而加深了族群隔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帝国解体的诱因。当代研究者据此认为，多元共治需要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动态调整自治边界：既要尊重差异，也要培育共同体意识。
奥斯曼帝国的治理经验表明，广域、多族群政治体能否保持稳定，往往取决于制度是否能把复杂性转化为可预期的秩序；米利特制度以社群自治为支点，实现了相对低成本的管理，曾显示出较强的适配性；同时也提醒人们，任何以差异为基础的治理安排，都必须回答“共同规则如何建立、共同身份如何培育”的长期问题。对多元社会而言，难点不在于差异存在与否，而在于差异能否被纳入公平、透明、可持续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