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内需主导、聚力增长"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其中，如何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成为论坛的重要议题，引发了对当前经济结构问题的深层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足。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这一比重的偏低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产品低价格—企业低利润—劳动者低收入"的循环。
在这种循环中，企业为了维持竞争力被迫采取低价策略，导致利润空间被压缩，最终难以提高员工薪酬，而低收入又进一步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
要打破这一循环，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居民消费的内在逻辑。
刘俏指出，居民消费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两个核心变量决定的函数。
其一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元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这直接体现消费意愿；其二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这构成消费能力的基础。
只有同时提升这两个变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在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方面，专家建议采取多路径的综合举措。
首先要稳增长，实施居民增收计划，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民生导向，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其次要提升财产性收入占比。
当前美国的财产性收入占比达16%-17%，而我国仅为4%。
若能将这一比例提升至美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增加12-13个百分点，这将对内需格局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具体可通过完善农村"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优化资本市场回报机制提升投资者收益等途径实现。
推进城乡融合和新型城镇化是提升消费的重要抓手。
目前我国约有2.55亿无户籍城市灵活就业人员，他们在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上都存在明显不足。
研究表明，这部分人口获得户籍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后，消费意愿可提升28%。
若实现让全部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获得均等公共服务的目标，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这对扩大内需具有重大意义。
在政策工具层面，专家建议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通过适度扩大规范透明的国债发行规模，置换部分政府隐性债务，在不改变公共部门整体偿债责任的前提下，实现"以明换暗、以长换短、以低换高"的风险重组，有效控制隐性债务风险的同时为消费支持提供空间。
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大规模降准降息的空间受限。
但结构性货币政策可发挥更大作用。
例如，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有助于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若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这部分资金可转化为消费支出。
同时，通过结构性政策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既能稳定就业，又能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长期看，破局还需要推动"反内卷"与企业大出海。
自反内卷政策实施以来，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持续收窄，企业逐步从规模扩张、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提升、效率优先、创新驱动。
企业利润改善后，可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劳动者报酬提升，最终形成"合理价格-适度利润-稳步增收"的良性循环。
同时，企业出海可有效对冲国内竞争的利润挤压，为价格提升和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这种国际化布局为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
破解消费困局既关乎短期经济复苏，更影响长期发展质量。
正如专家所言，需要建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新型平衡，这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消费潜力，将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关键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