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古代社会》这本书面世了，何兹全先生通过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魏晋封建论方面提出了开创性观点，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这本书不光成了历史学界的重要参考书，也给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要知道，学术道路可没那么顺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会儿，因为环境和氛围的限制，何先生的研究成果很长时间都没得到重视，论文发表也是一波三折。不过他硬是没被这些困难打倒，一直坚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他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一点一点把自己的学说给充实完善了。何兹全先生这种坚守在改革开放后终于见到了成效。早在青年求学时期，他就接触到了唯物史观，并且深刻认识到了它作为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后来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也没干生搬硬套的事儿，而是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历史现象。这种理论自觉让他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形态还有兵制演变这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慢慢搭建起了“魏晋封建说”的体系。在历史研究这行当里，怎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又怎么实现学术创新和理论自信的统一，这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重点问题。何兹全先生的学术道路给大家做了一个生动的说明。更难能可贵的是，何先生一直强调历史研究要贴近现实生活。他觉得做学问不能光看过去的事儿，得总结经验、找规律，给社会发展出点力才行。这种精神体现了历史学者该有的担当，也给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借鉴。何兹全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择善而固执之”的信念。这告诉我们：追求真理既要有勇气，也得有耐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跟实践结合起来，还在于一代代人去传承和发展它。在新时代的学术道路上，咱们只有守着科学精神、站在中国大地上搞研究，才能在创新理论和传承文明的时候写出对得起时代的好文章。现在咱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迎来了新机会，何兹全先生的治学经验挺值得大家学学的。第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第二是学者得有自信和定力；第三是做研究得把现实结合进去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家都觉得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了。何兹全先生这些老前辈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扎根中国历史实际的路子以后还能给后来人提个醒儿呢。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互相促进的大背景下，咱们国家的历史研究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估计会出现更多原创性成果吧？这就能为建设文化强国出份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