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文史素来相融相通。
然而，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逐渐分化为独立领域，造成了理论研究的割裂。
学术界近日指出，这种学科划分在推进研究精细化的同时，也人为地制造了学术认知的障碍，尤其是在中国叙事理论研究领域表现突出。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学科分类带来的认知片面化。
中国古代"叙事"概念具有"超越体裁的文类"特征，其理论生成过程涉及文学与史学的相互激发。
然而，由于史学批评作为专门学术领域起步较晚，文史学界在相关理论问题上未能有效融通合作。
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的先行结构与理论母体的作用，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性研究。
这导致许多同时关涉两个学科的议题难以得到深入探讨。
从理论源头看，中国古代"叙事"概念以"事"为根本，始终把内容的真实性表达作为叙事的根本要务。
至迟在宋代，秦观、真德秀等学者已将"叙事"作为一种文类看待，但其意涵仍指向史学著述。
这充分反映了"叙事"概念及"叙事之学"的史学根源。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对"叙事"的阐释，实际上是叙事理论在中国生成的本源。
郭豫适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叙事"理论的"实录"旨趣，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迅速传入中国，引发文艺理论界关于"中国叙事学"的广泛讨论。
学者们经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认识到，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使"中国叙事学"初步获得理论形态。
然而，在这一阶段，史学界尚未就此问题积极开展讨论。
从文体学视角看，中国古代的叙事文类以历史叙事为中心，但由于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交叉影响，"叙事"概念在史学领域完成概念化后，便向文章学领域渗透。
北宋初年，"小说"作为"正史以外的野史、传说"的认识已成主流，人们往往用"史"的实录精神规范小说创作。
方正耀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中明确指出："小说实录的理论是从史学批评和散文批评的实录理论引发出来的。
" 学科壁垒的存在造成了理论认知的不完整。
若在研究中国"叙事"理论起源时，能够观照作为文学批评"前置结构"的史学批评资源，就会发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萌芽可向前推溯至史学谋求独立发展的魏晋时期，甚至更早。
这表明，对跨文类的理论研究，依靠单一学科资源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文史关系是中国悠久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
早在清中期，章学诚及其著作《文史通义》就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
当代学术界讨论的叙事学问题，尤其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问题，虽与章学诚所论文史关系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应当肯定：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关系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不能超越一般的文史关系。
换言之，不能脱离整体的文史关系而孤立地讨论中国叙事的经验和理论。
实现文史融合需要两个学科的"双向奔赴"。
学术界强调，不同学科之间自有直接、间接的联系，但既然是不同学科，则自然各有特点。
因此，在讨论中既不能忽略学科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彻底消除不同学科的边界。
各学科需要了解并尊重其他学科的传统、术语和最新研究成果，在保持各自学科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对话与创新。
打通文学与史学的学科边界，无疑是推进文艺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必要路径。
经由史学批评的加入，中国叙事学的理论阐释可以获得更完整的形态和更丰富的资料支撑，从而为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提供更深厚的学术基础。
回望中国学术长河，文史互通始终是孕育思想创新的重要源泉。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命题下，重建文史对话不仅关乎学科发展，更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路径。
当学者们跨越学科的"围墙"，或许能重新发现那片被遗忘的"交叉地带"，在那里，中国叙事理论的参天大树正等待着更完整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