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子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为何被判“不成立” 近年来，线上签约教育培训、互联网服务等领域普遍应用，合同条款以模板化、批量化方式呈现；此次案件中，申请人王某与北京中安建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两份成人培训涉及的电子协议。协议文本中设置了“发生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但王某主张对该条款未被提示、未获说明，事后提出仲裁条款无效。北京四中院经审查后作出裁定，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未能有效订入合同，依法不成立。 原因：格式条款属性明确，提示说明义务未被证明履行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仲裁约定具备格式条款的典型特征：其一，条款由提供方预先拟定并固定在合同模板中；其二，面向不特定对象反复使用；其三，签约过程中缺乏就争议解决方式的协商痕迹。基于上述特征，争议解决条款并非双方在平等磋商基础上形成的合意，而是提供方单方设定的格式内容。 更为关键的是，争议解决方式直接关系当事人权利救济路径与程序选择，属于与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依照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则，提供方负有以合理方式提示并在必要时进行说明的义务。教育机构虽提出“协议在网站、APP已展示”“签署环节存在身份核验、人脸识别”等抗辩，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仲裁条款进行了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对仲裁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说明，也未能证明用户在关键节点对该条款作出单独确认。法院指出，仅以技术流程或一般性页面展示推定“已阅读并同意”，不足以替代对重大条款的实质提示和可验证说明。 影响：仲裁机制效率优势受限，争议可能回流诉讼渠道 仲裁以“一裁终局”、程序灵活著称，被不少行业视为降低争议解决成本的重要工具。但若仲裁条款未依法有效订入合同，将直接导致仲裁程序启动受阻，相关纠纷回到人民法院诉讼轨道。对消费者而言，裁判明确了其对格式条款中重大内容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有助于遏制将争议解决条款“隐藏在模板深处”的做法。对企业而言，一旦同类合同普遍存在提示说明不足的瑕疵，可能引发批量争议，增加诉讼应对与合规整改压力，甚至对品牌信用与经营稳定性造成影响。 同时，案件也折射出线上签约场景下“是否协商”“是否提示”的认定难点。实践中，部分案件会因当事人未能提供明确反证而难以认定为格式条款，或因平台留痕不足导致事实查明成本上升。此次裁判在证据审查层面强调提供方举证责任，有助于推动平台建立更完备的电子签约留痕体系，减少“口说无凭”的争议空间。 对策：让提示可见、让说明可证、让留痕可查 受访法律界人士指出，企业在电子合同中设置仲裁条款，应当把“合规提示”做成可被审计、可被举证的闭环。具体可从三上完善： 一是显著提示。对仲裁、免责、违约责任、自动续费等重大条款，应采用醒目标识并在关键签署节点突出展示，避免仅在长文本中“夹带”呈现。 二是单独确认。针对争议解决方式等重大条款，可设置独立页面或单独勾选确认机制，确保用户对该条款作出明确意思表示，而非以一键同意概括全部内容。 三是证据留存。应保存与提示说明相关的操作日志、时间戳、页面版本、勾选记录、弹窗内容、用户行为轨迹等，以便在发生争议时能够证明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前景：从“技术可签”走向“法律可证”，促进数字交易更稳健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合同电子化不可逆转。司法裁判传递出的导向是：技术便利不等于法律当然有效，任何效率提升都必须以权利保障为底线。未来，围绕电子合同的合规建设将更强调“可理解、可选择、可追溯”，平台规则制定、页面交互设计与证据管理将与合同效力紧密绑定。对行业而言，把争议解决条款的设置做得更透明、更可验证，既有利于降低纠纷成本，也有利于构建更稳定的交易预期。
该案判决犹如一记警钟，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再次明确：技术创新不能成为减损消费者权益的理由。企业唯有将合规意识融入数字化进程，才能真正发挥电子缔约的效率优势。司法机关通过个案裁判确立的行为准则，正在为构建诚信、透明的网络交易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