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承链条一度趋弱，表演类非遗“人”成关键短板。
在陕西咸阳市三原县，“三原老龙”又称“西关老龙”“筒子龙”，以叙事性强、程式完整著称，能在约10分钟的演出中呈现“云生雨、雨生鱼、鱼变鳌、鳌成龙”的演变意象，兼具观赏性与仪式感。
然而，这类表演艺术对阵容、训练、配合要求高，离开稳定队伍便难以呈现完整形态。
多年以前，由于队员逐渐年长、青年群体外出务工增多，民间队伍出现“组不起队伍”的困境，传统依靠师徒与乡邻组织维系的传承方式承压，非遗在基层公共文化生活中的可见度也随之下降。
原因——人口流动与组织成本叠加，传统传承方式难以应对现代节奏。
一方面，县域劳动力外出务工使村社文艺队伍的稳定性下降，参与者时间碎片化，难以承担高频训练与集体演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三原老龙”需要舞龙、锣鼓等多人协同，器具制作、保管、排练场地与组织协调均有成本，单靠民间自发组织难以长期维系。
更重要的是，表演类非遗“技艺—队伍—场景”相互依存：没有队伍就没有演出，没有演出就缺少学习动力与社会反馈，最终影响传承人的持续投入与社会认同。
影响——非遗一旦脱离日常生活场域，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将被削弱。
“三原老龙”不仅是技艺展示，更是地方节庆与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缺乏持续演出与稳定培养，观众群体容易断代，年轻人对本地文化符号的认知弱化，传统节庆的仪式感与凝聚力也会随之下降。
对非遗本体而言，动作、鼓点、队形与叙事结构需要在反复实践中“活态”传递，一旦中断，恢复成本远高于持续维护；对基层治理与公共文化服务而言，特色文化供给不足会影响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参与度。
对策——以学校为平台“建机制、稳队伍、强课程”，让传承从“偶发”走向“常态”。
面对传承压力，三原县文化馆在2016年推动“老龙”进校园，将青少年群体纳入传承体系，探索以教育实践基地承接非遗活态传承。
城关街道民治小学由此建立舞龙队与锣鼓队，形成固定训练时间与师资保障机制。
两位老艺人张根明、孔天宝曾为同队伙伴，一人负责舞龙动作与气势把控，一人负责鼓点节奏训练，多年坚持每周到校授课，逐步形成“传承人+学校社团+展演平台”的培养链条。
在具体实施上，学校根据小学生身高与体能对道具进行减重与缩尺，降低入门门槛；同时明确训练的长期性要求，确保队伍稳定与技艺完整传递。
校方介绍，学生加入队伍后通常持续训练至小学毕业，以时间换熟练度、以纪律换整齐度。
每年报名人数保持较高热度，说明非遗并非“天然远离少年”，关键在于是否提供合适的学习情境与可持续的参与通道。
在社会支持层面，文化馆为表演类非遗提供组织与资源链接，学校则承担日常教学管理与场地保障。
2023年，民治小学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2023—2025年度），进一步增强了制度化支撑，为后续课程化、规范化提供条件。
前景——从“校园火种”迈向“社会接力”，仍需打通升学衔接与多元展示渠道。
目前，民治小学舞龙队已成为校园文化亮点之一，累计培养近600名队员，多次参与省、市级展演，并持续亮相当地“闹元宵社火”等群众性活动，形成“学得会、演得出、看得见”的闭环。
孩子们对“老龙”的自豪感，折射出地方文化认同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可塑性。
下一步，要让这条“老龙”真正走向长久，关键在于把校园阶段的训练成果与更广阔的社会舞台衔接起来：一是探索小学到初中乃至社会社团的接续机制，避免“毕业即断层”；二是完善师资梯队，让优秀学生在更高年级反哺带训，形成“以学促教”的循环；三是拓展常态化演出与展示场景，把节庆展演、社区活动、文旅活动纳入稳定供给，提升非遗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四是加强规范记录与标准化整理，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形成可复制的教学内容，降低不同学校推广时的组织成本。
随着更多基层单位参与，表演类非遗有望从“点状传承”走向“网络化传承”，既保持地方特色，又扩大社会覆盖面。
"三原老龙"在民治小学的成功传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这一实践表明，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在坚持本真性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创新传承方式。
当古老的技艺在孩子们手中重新焕发生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非遗的延续，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