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十月，长安城掀起轩然大波，一纸敕书将宰相姚崇的职位罢去，仅保留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乍一看，这是因为姚崇之子贪腐、亲信赵诲受贿引发的风波。赵诲因涉及胡人行贿案被捕，玄宗想立刻处死他，但姚崇多次上疏求情，并在全国大赦敕文中明确表示“赵诲不赦”，最终把赵诲流放到了岭南。这个看似因为亲情的举动引起了玄宗的疑虑，三次请辞也只是表面现象。 李隆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位善于救火的宰相，而是能够掌握绝对控制权力的制度工具。姚崇在执政期间给国家带来巨大变化：灭蝗灾、整顿盐政、削减斜封官等等。他是一位“救时之相”，每次都以非常之举解决问题。然而，在乱局初定之际，若让一个权谋型宰相久居高位，皇权就会面临被制度化的风险。玄宗借机把“权重臣不得专权”的原则落到实处，同时也为后续宋璟的治理腾出空间。 尽管姚崇离开了朝堂，但他留给大唐一张干净而结实的“资产负债表”。在吏治方面，他把约90%的冗余官员清除出体系，中央和地方一年节省了巨额财政支出。经济层面上，开元三年全国户数已恢复到948万户，税收总额逼近1.5亿贯。这些数字不仅是冷冰冰的档案记录，也是宋璟后续治理的基础和保障。 姚崇推荐宋璟接替自己担任宰相，玄宗甚至派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远赴岭南迎请宋璟。杨思勖汇报说：“宋公风度凝远，非言语所能窥测。”玄宗听后非常满意，对这种沉默而权威的形象十分渴望。宋璟是武则天朝保留下来的旧臣，曾三次顶撞张易之和张昌宗，在中宗、睿宗时期又多次与权臣正面交锋。他是一位“虽千万人吾往矣”型的硬核官僚。 宋璟上任后迅速改变朝廷风格，将其从宽松软切换为严紧硬。他恢复并强化了谏官和史官列席制度，要求皇帝发布敕令时要经过史笔留痕。通过这种方式，皇权不再能够随意翻篇。此外，他还对宠臣开刀：罢免姜皎官职并削弱其势力；处死犯法的禁军将领王毛仲（虽然最终未果），以此告诉所有人：再红的脸也贴不住金。 开元四年，在宣政殿举行复试新任县令考试时，结果让人震惊：45人“不入第”直接回家；20余人虽暂时赴任但也被记劣。一次考试把官场震得集体失眠。宋璟把才不虚授写进制度文件里。 姚崇和宋璟这两颗耀眼的星星相继出现：姚崇善于应变解决问题；宋璟善于坚守规矩持正。两人风格不同但相辅相成。这两位杰出的宰相在短短几年内无缝衔接了政策安排。正是由于这种理性的人事更迭和制度安排，开元盛世才能够在乱局灰烬中拔地而起。从716年到741年二十五年间，开元盛世就像一场长跑一样加速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