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广东那边有个叫关良的国立艺专教授，他把京剧舞台当成画布。六龄童饰演的孙大圣、还有白骨精这些角色都被他画得栩栩如生。顾恺之、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这些画家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作品，比如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关良画的孙悟空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关良用焦墨画了个怒目圆睁的孙悟空，手上那根金箍棒还没挥起来呢，杀气已经扑面而来。孙大圣这个角色在关良的戏画里被放大了，这不仅是因为原著里写他头戴紫金冠、身穿赭红袍，更是因为那抹红色成了时代的象征。他笔下的孙悟空不再是卡通形象，而是个嫉恶如仇的正义化身。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画画了，关良却还能提起笔来，他说：“还能作画，真好。”于是他一口气画了好几张《三打白骨精》。文革结束后，关良的《孙大圣图》就是在这个时候画出来的。画里的红袍悟空腾空而起，把过去十年积压的闷气一扫而光。弼马温的官衔虽然不大，但却挡不住他的豪情。关良还给自己找了个好搭档，就是跟他一起合过影的六龄童。那个时候广东有个“广东三杰”，关良也是其中之一。他和六龄童等人的合影也被保留下来。戏台上那些善恶分明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关良过去颠沛流离的日子。关良经常带着儿子去看戏，边看边画速写。他觉得画戏和画马是一个道理，只要心里没杂念，就能把那些形象留在画里。两广会馆那个小戏台不仅让他找到了艺术的路子，也给他的处世哲学打下了基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关良提前几十年就把京剧符号变成了民族记忆。我们现在看他的画就能感觉到一股正义的力量在里面——那是一声呐喊，也是一场胜利。